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

19世纪80年代上海商业、金融界有一次严重的风潮，造成一般企业的恐慌。1883年年初，上海南北市有钱庄七十八家，到了年终只剩下十家：“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统市存银照常不过十分二一。”这一年年底，著名的企业家徐润、胡光墉相继破产，郑观应和唐廷枢受巨大损失；来历不详的巨家“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其余商号店铺，接踵倾倒，不知凡几，诚属非常之祸”。这一次经济打击不仅是上海商业史上的大事，也是晚清新兴企业史上的大事。影响所及，不但削弱可能与洋商竞争的华商资力，而且使新倡的“官督商办”制度改变形态，使企业精神较高、技术知识较多的商人对政府倡办的企业失去信心，而官督商办也就成为官僚化的制度。在近代史上，1883年上海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后果是极重要的。

这一年的金融风潮，全汉昇教授曾注意到，并曾以徐润的个人投资为中心，撰文论述这一年的经济恐慌，强调中法战争和华北连年灾荒的影响。全先生指出的两个因素是极重要的。但是根据全先生著此文时还没有出现的史料，这一年的上海金融风潮的原因很复杂，除上述两个因素外，还有其他史实必须考虑到。本文撰写的目的，不仅在于提供资料，更注意这一年风潮所显示的晚清商业和金融业本身的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对晚清自强运动不利之处。这一年的经济危机确曾予新兴企业严重的打击。

但是晚清官督商办企业整个说来没有成功，当然还有根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是这一年的上海金融风潮能够完全解释的。

 

一 1883年金融风潮的背景

 

上海金融业的不稳定至迟在90年代初期就已经显著。1871年起就常有严重的银根紧张现象，迫使钱庄倒闭。1873年有五六十家钱庄(约为全数之半)于冬间倒歇。1878年底，钱庄“为破坏所累”的有二三十家。1879年中也有类似的恐慌。但是1883年的风潮较70年代尤为严重。这一年上海78家钱庄到年底竟倒闭了68家。南、北市行号被累停业者有三四百家，波及许多其他通商口岸如镇江、汉口、宁波的金融市场，对本文所注重的新兴企业，在资本和制度两方面，影响也都极深巨。

1883年的上海金融危机，年初就已经有征象。1月12日(本文除另说明外，概用西历)，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亏折款项56万两，突然倒闭，钱庄被累的有40家之多。各庄要收回放款，但是旧历年关迫近，银根大紧，“各业因周转不灵而倒闭者，亦相继而起”。到了2月初，倒闭的商号20余家，包括丝茶栈、什货行、糖行、沙船号、洋布号、铁号、棉花行等。2月12日，过了春节，钱业开市时，南市钱庄只剩下23家，较去年少一半；北市剩下35家，较去年少1/3。但是一直到9月底，南北市总共还有钱庄58家。10月上旬又有新的恐慌，钱庄、商号接着纷纷倒闭。1883年终，南北市钱庄一共只剩下10家，一向靠钱庄周转的商业，陷于停滞状态。

分析这一年金融危机的背景，必须从中国对外关系说起。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沿海及长江一带的经济已成为世界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际贸易的入超或出超，对上海等埠的金融，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海关数字，1872至1876年间虽然有出超，但是1877年以后便长期入超，使上海这个贸易集散地的银根趋于紧张。海关数字如下：

 

1881、1882两年入超数额特别高，可能使1883年上海银根更紧。而入超的原因，与世界银价下跌有关。海关两与英镑的兑换率，1877年是6先令整，但是1879-1884年之间，就徘徊在5先今7便土与5先今9便士之间，这对华商是不利的。1883年的危机与世界经济循环似无大关系。19世纪下半期，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于1873年和1890年两度大萧条，中国沿海及长江的商业都受到影响。1873年的恐慌10年后可能还有余波，但是1882-1883年间的欧美经济却是大体稳定的。

1876年开始的华北大饥荒使山西、陕西、河南、安徽等省份的购买力减低，影响到舶来品和许多国产品的销路。《申报》回溯1883年上海市面不振的缘由，曾说：“自光绪丙子也1876年页以来，七、八年间空气大坏，丝茶两项之外，他业均平常，无甚出色，……因是市面萧索，大非同治间也1862-1874年页可比。”这一年中法冲突已在越南开始，对商人

投资商品贸易的计划，据许多人的观察，是有影响的。6月底，云南、广西军队进入越南，使战事有扩大的可能。但是据我所看到的《申报》和《北华捷报》，1883年上海似乎还没有法舰袭沪的谣言。徐润晚年自订年谱，把癸未(1883年)和甲申(1884年)弄混了。《字林沪报》在甲申年，即1884年8月说：“中法之事至今春而亟，至三月间愈急，警报轰传，人心动。”到8月间法舰炮击基隆之后，才有徐润所说的“人心鼎沸，纷纷迁避”的事。专就1883年秋冬之间的金融风潮来说，中法越南冲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助因，但还不能说是主因。

我们探求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主因，不能不论到当时华商商业和金融机构本身的弱点。上海开埠40年后，华商商业还是倚赖一些底本不厚的钱庄放款周转，这是中国近代史极重要的事实。据目前所知，80年代初期极少数自己掌握有庞大钱庄资本的商人如胡光墉外，一般商人购售洋货和采办丝茶等国产品，多倚赖规模较大的所谓“汇划钱庄”借给款项。1883年1月，丝商金嘉记源号倒闭时，连累的钱庄40家，就是一个例证。当时这些钱庄向欠他们款的行号追还欠款，见诸记载的20余家行号大多经营国产生意。我们知道上海钱庄很多是商人合伙创办的，也有人原来专营钱庄，后来又兼营贸易。那么，钱庄资本和一般华商资本究竟有什么不同？钱庄的庞大的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

上海钱庄中历史较久的，如宁波帮的方家、李家，鸦片战争前就已经营钱业。但是他们的资本似乎很少超过2万两。后来发展的汇划钱庄底本最大的也不过5万两左右，但是“所放之帐辄盈数十万”他们营业资本的来源一大部分来自各户存款，包括上海附近地区及商埠商号的存款。但是自60年代起，上海钱庄所以能有大量资金，同洋行(包括外商银行)和山西票号都有关系。中国商人向洋行买货，交现银不方便，大多利用钱庄所发的“庄票”，由洋行买办于庄票到期时向钱庄兑现。钱庄从中当然可以得到一些利润。钱庄不但有买办化的趋势，自60年代初期起，上海较大的钱庄还得到与清政府官吏关系密切的山西票号给予大量借款。山西票号营业很稳慎，只要钱庄殷富，山西票号就愿无定期予以借款，专门名词叫做“长期”，但随时可索还。据《申报》编辑的追忆：“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资本无此时之巨，专以汇兑为交易而不放长期。军兴也太平天国战争页以来，藏富于官。票号结交官场，是以存资日富。迨东南底定也一八六四年左右页，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集于斯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这二三百万两当然是中国人的资本。但是山西票号此时营业缺乏进取精神，也很少有和外国竞争的意向，对于生产发展，似少直接贡献。

自60年代开始，上海钱庄又有一个资本来源，就是洋行(包括外商银行)对钱庄的短期贷款，专门名词叫做“拆放”(choploan)。这种贷款以钱庄的庄票为抵押，“二日一转，利息比市场挂牌略小，买办及钱庄都在差额中博取一些利润。外商银行需要时即通知收回”。钱庄有了票号的长期贷款，再加上洋行、银行的拆放以资周转，就可以做很大的放款生意，“招揽往来户头百十，所放之帐辄盈数十万”，以取“拆息”之利。《申报》、《字林沪报》论当时情形：“钱庄之本，如沪市汇划字号之多，无过五万，少则二万余。”而“票号长期多至二、三百万，银行也洋行银行页拆票之岁在外者数百万”，这使60年代以降很多人资本不大，也都设立钱庄，“自有长期、拆票，不必巨本，皆可开庄。”然而上海金融业的危机已暗伏了。

因为有这一种得来容易的信用贷款，钱庄放款取利的机会增多。而钱庄本来就有官、商等存户，存款都要按期付息。“店中之款既起息以予人，不得不放出以牟拆息，而缓急之间，又有外国银行、西帮票号以为之援。”因此钱庄对放款之是否有可靠抵押品，也放宽标准，争取借户。《字林沪报》说：“自长期、拆票行，而钱庄恃之为不竭之源，执事之人不复顾资本厚薄，不复考用户盈虚，挜银与人，惟恐人之不欲，甚至讲酒食征逐以兜往来者。故资本不过数万金之庄，而放帐竟多至数百万。当各项贸易盛时，钱庄固获厚利，及其市运式微，凡并无真本之行号，一遭折阁，倒闭纷纷，钱庄受累不浅。往时票号不收，银行常放，挹此注兹，未见底里。一旦票号留银不放，银行拆票不通，处处受挤，则为人倒者亦转而倒人矣。”

 

二金融危机的导火线——矿局股票

 

上面所说的上海钱庄外强中干的情形，可以说是1883年金融风潮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探讨风潮的近因，则不能不指出，这一年秋季钱庄纷纷倒闭和晚清工商业本身的弱点也有关系。

这是因为当时已创办或正在筹办中的各省采矿企业，仿照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办法，在上海招股。办理矿局的人因为内地利率高昂，而热心新式企业愿意投资的人又不多，以为如果能夠在华商财富集中之地的上海招到股银，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1882年李鸿章创办、由商人唐廷枢主持的开平矿务局已经出煤，在上海招足股份100万两。各省新办矿业因有北洋大臣或南洋大臣的奏准，又有许多道台、知府等官员来沪设局，联络商人，一时许多煤、铁或其他金属矿，至少有十四五家在上海卖股票，有些卖得很多。然而各省新矿局的弱点终于暴露，成为1883年秋天上海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上海商人购买新创矿局的股票，就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本来是极可喜的现象。1882年8月《申报》说：“现在上海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次年1月《字林沪报》说：“自春徂冬，凡开矿公司如长乐、鹤峰、池州、金州、荆门、承德、徐州等处，一经稟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1882年有许多洋务企业的股票，在上海市价都很高。兹转录原载1882年9月27日《沪报》的数字为例：

股票名称	票面额(两)	1882年9月26日 上海市价(两)
轮船招商局	100	253
上海机器织布局	100(先收50)	110
开平矿务局	100	216.5
湖北长乐铜矿	100	168
热河平泉铜矿	105	256
湖北鹤峰铜矿	100	155

 

这些股票1883年初在上海价格还高，但是有些已开始涨落不定。到了8月，市价一般都下跌了。开平矿务局1883年出煤更多，获利更厚，该年5月股票每股出价210两以上，还很难买到。但是到了8月就只能卖120两。8月初怡和洋行上海经理在一封信里说：“我相信他也唐廷枢页有开平股票三千股，抵押在钱庄里来借巨款。六个月到八个月前他在市场上买也开平页股票，中国人马上跟着他买，结果一时市价坚硬而高昂。前几天他从英国打电报来，要买也开平页股票来稳定市场。有人替他每股一百二十两购进五百股左右。但是中国人不但不跟着买，而且最后愿意以一百一十五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这一年8月至10月间，开平和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价格都涨落无常，而其他华商企业股票，尤其是矿局股票，则大为跌价。到了10月间，开平每股只值70两，招商局每股只值90两，而许多矿局的股票则“简直一文不值了”。股票的涨落一部分是因为上海商人以股票为投机工具，同时也因为这些新办的矿局缺点很多，免不了被人看穿。

上海商人一向有买空卖空的气习，过去常常利用银两和银元兑换率的差别，和这两种货币存借利息的差别，一买一卖，做所谓“吊盘空盘”的生意。有些大钱庄的“经伙”(就是庄主僱用的经理)大规模囤积银两或洋元，以左右市价；又有“掮客”逐日打听涨落情形，兜收兜卖。关于银两和洋元的投机活动，江苏巡抚、上海道等官吏都曾下今严禁。但是近年新办的矿务企业，曾经“禀请奉批开局”。很多人只知道“中堂也李鸿章等有内阁大学士头衔的总督页之准之也，而又知总办之为某观察也道台页、某太守也知府页也，以为其事之可信矣”。过了一年半载，商人虽然不知道各省矿局到底有没有技术、管理、运输等问题，但是有时他们听说某矿局开工不久，“资本不敷，即须续招，因而疑为事无成效，纷纷谣诼，而股份遽尔跌价”。据《申报》编辑的观察，各矿局派到上海招股的人，“公正诚实者居其半；而志不在矿，借端招者亦杂出其间”。这就是说，矿局派到上海的人和上海本地的一些商人和钱庄伙友两方面都有时欺骗买股票的人。但买股票的人是不能老受骗的。买了坏股票的人起初还舍不得卖，但“久之而如本以售亦无人问矣”。疑心一普遍，股票就惨跌了。股票惨跌所以导致钱庄倒闭，部分原因是1882年年初以来，各庄在放款上彼此竞争，接受了许多新办矿局的股票，以代替通常需要的抵押财产。10月上旬，北市两家大钱庄，纯泰和泰来，突然倒闭。《字林沪报》的记者向知道内幕的人询问，发现这些钱庄倒闭的主要原因是收存了太多已不值钱的股票。放出的账收不回来，而存户来提大宗款项时，钱庄便无法应付。“若谓专因被欠亏空，则也欠户页倒帐者虽有，并无如此之多。且近年拆息不可谓轻，……苟被倒无多，亦尚可以抵补，安在专为吃倒帐而亏折哉？盖尝访诸阛阓中人究其所以然之故，莫不曰为去岁以来各项股票不定而受亏者也。”10月下旬又有钱庄倒闭。据《字林沪报》的继续调查，商号倒账越来越多，常常是因为商号的职员用向钱庄借得的款来投机。“今所收股银，大抵皆钱庄汇划之银”。到了股票价值惨跌时，“一旦债主催逼，无地容身；为伙者亏空店本，为东者累及他人。倒闭纷纷，逋逃累累，而市面不可问矣。”

在这种情形下，作为钱庄债主的山西票号和洋行、银行当然很快就采取行动。洋商决定立即停止拆放。山西票号至迟于10月20日限各庄于阴历九月底(西历10月底)前清还所谓长期借款。《申报》10月24日说：“近闻晋帮票号已以本月也阴历九月页为限，将放出市面之银百数十万，一齐收回，闭不再放。”《字林沪报》11月1日说：“因是九月底期，银号、钱庄一律催收，急如星火，以致沪上商局大震，凡往来庄款者皆岌岌可危；虽有物可抵，有本可偿，而提现不能。钱庄之逼，一如倒帐。”10月29日，怡和洋行香港经理就当时华商贸易几乎停顿的现象，写信给怡和上海经理说：“中国人说，怕和法国打仗，使目前贸易停滞，但是依我的意见，最主要的原因是全部外国资本退出香港和上海的中国钱庄。近年外国资本借放钱庄的总数，平均随时都有二百万两。中国商人在这里也香港页投机地产，在你那里也上海页投机矿务企业失败之后，接着这一批外国资本撤出，这就足够解释生意的一蹶不振了。”

 

三华商损失与新兴企业

 

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同时撤出借给上海钱庄的巨款，使中国商人和钱庄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但是，这一行动是否和中法在越南作战有关？1883年12月底镇江英国领事在他的商务报告里说：“因为一般人相信战事就要来临，殷富的山西票号把银两自上海钱庄撤出。”这位领事也许说得太简单。《申报》1883年12月6日说：“山西票号全赖放债。一钱庄初开，苟其东声名素著，家资殷实，则票号夤缘放银，并有大宗之外，更作小宗。其大宗之利稍轻，小宗则必略重。……而一至偶有支绌，则彼必并大小宗立索以去。又有官宦存银累十百千万，存入庄内；该庄有此存项，则又辗转放出，以觅余利。设或庄中稍有拮据即各存项一时并提，庄上应接不暇，未有不为逼倒者。”这一段话表示山西票号随时注意各庄支绌的情形，准备索还借款。而票号与官有勾结，我们可以悬测票号因有官之存款，可借官势逼还款项。据同日《申报》：“去年金嘉记闻因某宦提去存项二十余万，以至不能支持。今年泰来庄亦以票号立索存欠，以致倒闭。”中法在越南的战事可能扩大，使这一年放款给钱庄的债主存有戒心。1884年1月《申报》编辑的文章说：“今年也指一八八三年页法越构衅，久而不定；存资于人者深恐扰及商埠，皆思捆载而归，市面为之一紧。山西票号留银不放，市面为之更紧。泰西银行复不通借拆票，市面遂一朝決裂。”这一段话虽然没有指明山西票号限期于阴历九月底收回所有放款和中法战事有直接关系，但却道出当时“存资于人者”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的一般心理。这样说来，中法在越南的战事确为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助因。

就各省矿局到上海卖股票的事来说，有些矿局在技术管理等问题还未能掌握之前，便到上海来招股，自然有他们的苦衷。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股票卖出之后，会因为矿务进展缓慢而贬值，如《申报》所说的“矿中寂无消息，兴办无期，有股者疑虑百端，争相贬价，忽而大跌”等事。也许他们不知道上海市场有投机的气习，而“空盘之外，顿有股票买卖之事，其弊适均”——股票竟成为投机的工具。上海北市仁元钱庄的庄主经元善1880年曾参加上海机器织布局招股的事，1882年又投资于中国电报局，为该局上海总办。1880年经元善、郑观应等商人主张织布局招股要公开登报，使企业详情让购股者知道。织布局招股很快很多，使经元善有中国“商务联群机缄，已将萌芽勃发”的印象。但是后来有些矿局招股，并没有将真正情况公开，他认为有“鱼目混珠”的遗憾：“事事登报悬为成例，则癸未、甲申也一八八三—八四页年间各项公司招股，何致鱼目混珠？是闭塞中国商务孔窍，实种毒于此。”

1883年上海股票和钱庄的风潮使各省热心办矿的人灰心，到80年代末尚未恢复。熟悉矿务的李金镛1887年说：“就上海一隅而论，设公司者数十家，鲜克有终，而矿尤甚。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犹有余累。也公司页二字久为人所厌闻。”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追忆：“中国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价倒银号多家，丧资百万，至今视为厉阶。盖中国公司集股时官则代为招徕，股散时官置之不理。”清政府没有彻底支持，使此后官督商办企业更难招股了。

这一年的经济恐慌，不但使此后筹创新企业较前困难，而且使一些已经或可能投资于新式企业的中国商人大受损失；同时影响到少数已经相当成功，或成功可能性极大的新兴企业，使官督商办制度改变性质。

当时资力雄厚的商人兼金融家胡光墉就有一点接受新式工商业的倾向。胡氏和左宗棠及其他官吏，关系很深，本来是利用官僚的关系而致富的。60年代初，左宗棠打太平天国的时候，他为左办粮。后来左在西北作战，收复新疆，胡驻在上海，为后路粮台，替左收解各省协款，举借大批洋债，购买军火，并订购甘肃织呢厂的机器，从中赚了许多佣金。他后来虽然回到杭州居住，但在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汉口、北京开设钱庄，收达官贵人和商号存款，一时信用极好。他又在各商埠设海关银号，收存洋人税务司课定的货税，再由清政府向这些银号调取。同时他又经营丝业。因为过去丝价大多由洋商决定，他于1881年下决心大量囤积生丝，迫其涨价，使洋人不得不以高价收购。可惜的是他没有外国商情的可靠消息。1882年9月上等丝每包(bale)在伦敦仅售16先令3便士，但上海丝价因胡的操纵，折合英镑竟高达17先令4便士。1883年5月，胡囤有生丝15000包。鉴于这一年浙江气候不好，蚕桑且有虫害，估计春夏之间生丝供应量比去年少。胡继续订购生丝，出售不肯让价。不料这一年意大利丝产丰收(与传说不合)，可暂供欧洲的需要，上海的洋商消息灵通，不肯抬价买丝。10月上海金融风潮发生以后，胡才开始考虑忍痛将丝卖给洋商，到11月底大量出售，据说一共卖了20000包。胡独囤大量生丝，加上浙江生丝歉收，由此造成丝业同行的损失，这也是这一年上海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1884年，丝价更低，又是洋商胜利。1883-1884年的中国商业危机，可自六、七年来丝、茶出口数量和价值的海关数字里看出：

 

年份	茶出口 担(千担)	茶出口海关 两(千两)	生丝出口 担(千担)	生丝出口 海关两(千两)
1877	1910	33332	70	18224
1878	1899	32013	81	20376
1879	1987	33272	98	23872
1880	2097	35728	106	24176
1881	2137	32890	98	22017
1882	2017	31332	97	18899
1883	1987	32174	96	19258
1884	2016	29055	105	18306

 

胡光墉的损失不限于丝业。1883年秋季，上海金融风潮益趋严重。在胡的钱庄里存款的官、绅、商号都来取款，他的海关银号应交清政府的款项，各海关道也都来催取，使胡的钱庄无法应付。12月1日他在上海开的阜康雪记大钱庄倒闭，各地的胡氏钱庄和海关银号继之。胡1885年年末逝世时，还欠清政府银6万两。胡积聚大量资金，据说有1000万两以上，也就没有投资于近代化的生产了。胡光墉在同洋商作丝业抬价竞争时，曾对新式企业表示过兴趣。1881年初期胡曾向当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上禀，表示愿意独资承修长江电报线。(有人说他已经在上海、杭州之间自修一条电报线，供他自己营商之用，确否待考。)由于此时他正全神贯注于囤丝卖丝，苏、浙、闽、粤电报线和长江电报线从1883年起就由盛宣怀主持的中国电报局陆续修建了。

胡光墉向左宗棠上稟的时候，是否具有决心从丝业、钱业转入新式企业的道路，我们无法确知。但当时已有些投身西式企业而且办得很有成绩的华商，因为个人资本在这一年的损失，而失去他们的主要地位，确是重要的事实。官督商办企业中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轮船招商局当时由唐廷枢、徐润主持，郑观应任帮办。1883年金融危机中，徐润因过去贪购地产，欠22家钱庄共100余万两，而他投资的中国股票15种(成本120余万)又价值大跌。再加上与人合办钱庄欠存户的款，11月中旬只得将全部产业交给债权人的代表处置。徐本人等于破产。郑观应、唐廷枢也都有严重的损失。招商局渡过中法战争的危机之后，就由官场地位重要的盛宣怀出任“督办”。1883年郑观应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用中国棉花纺纱、织布的技术问题已经初步解决，特别“改造”的机器陆续运到。布厂就要建造，纱厂也在筹办中，但因为郑个人资本的损失，整个企业停顿。这些事实在洋务企业史上极为重要。因为承办的商人，如唐、徐、郑等和盛宣怀等官僚，经济基础不同，经营政策亦不同。唐、徐、郑与洋商竞争的积极性较高。1885年左右，洋务企业大多自“商承”的包办形态改为官僚直接管理的“督办”形态，使某些企业走上官僚化的道路。这些问题相当复杂，详细的探讨要从1883-1884年商人的损失讲到中国社会结构和官督商办企业的整个政治环境，需要另文讨论。

专就本文已讨论到的事实来讲，我想我们可以先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因为清政府财政支绌，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纵使在财富集中之地的上海，原有的金融机构殊不足作为新式企业的靠山——这也就是说，官督商办企业要依靠基础不稳的商业资本为后盾，是很困难的。依照本文提出的材料，我想也许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一是山西票号的资力和官、商勾结的行为。山西票号1883年在上海有24家，这些票号的资本大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不走上新式企业的道路呢？其二是上海等埠商人投机的气习。自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商人购办棉花、丝、茶，常常从钱庄或洋行借得巨款；卖价高则得暴利，卖价低则亏折或破产。商人借银两和银元的价值差别作“空盘”投机，也常常倾家荡产而终。这种商业行为可以说是当时在洋商供给低息资本而输出品价格又受世界市场支配下的畸形现象。但是熟悉当时商人情况的郑观应曾慨叹中国商人“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寡”。是不是中国商人传统本来就有缺陷，使新式企业难于发达？中国商人传统如果有缺点，我们又怎样自社会、文化背景在解释这些缺点？本文对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的背景，就所见到不完全的材料作粗浅的分析，希望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多指教。

[英文短稿原载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1977)，第543-553页。中文本初刊于《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第94-102页。修订本载《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1987)，第301-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