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

陈仲丹译

1868年，36岁的唐廷枢(唐景星)当时身为怡和洋行在上海的买办。他向洋行驻沪的行东机昔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财政状况。他给几个身处困境的华商当“保人”，还代表怡和向几家中国公司放了款，结果这些企业倒闭使他蒙受了损失。唐廷枢要求免掉部分他欠洋行的债，并谈到自己最近所涉足的新企业。他用带有个人风格的语言写道：

为了让自己有合适的立足点，我确实要努力。只要能腾出几分钟，我总是帮助我的本地朋友工作。他们全都要我代表他们和外国洋行做生意。为照顾他们的利益，我已经被他们推为公正轮船公司和北清轮船公司的董事……我一直在关注那些我能给你的商号争光的事，但还没什么成果，希望不久我就能控制住局面。你可以相信，只要我还在为你效劳，就会竭尽全力为你的洋行寻求利益。我可以这样说，自从我干这一行业以来，可能我会在判断上出少许错误，但我从不会对你像大多数华人雇员那样有任何掠财、欺诈的事。在接受了彻底的英华教育后，我认为欺诈雇主是一种罪恶、卑鄙的行为。

唐廷枢将“honour”拼为“honor”或许是因为他在澳门和香港的马礼逊教科学(TheMorrisonEducationalSocietySchool)上学时，他的老师是美国传教士勃朗(SamuelR.Brown)。唐廷枢10岁时进这所学校，由他父亲与校方“签约”以换取8年的免费教育。后来他还在香港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办的学校读书。1851年至1856年，他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为警察局和法庭当了6年翻译。1858年，他去上海在海关当职员、翻译，直到1861年与怡和洋行有了联系。1863年底，他成为怡和洋行在上海的买办，一直干到1873年才辞职，这时他出任了受到总督李鸿章支持的官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总办。

今天除了英国的商人外几乎没有什么人还记得唐廷枢，但他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买办背景的最有身份的人。他是中国第一个近代企业家，这反映在他接受了诸如轮船、蒸汽驱动开矿设备和铁路这样的工业革命产品，并成功地招集资本建立让公众参与的股份公司。在有着漫长历史的轮船招商局最初的10年他是公司的灵魂人物。他还是华北唐山附近开平煤矿的创建者，一直管理到1892年去世时为止。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1912年并入开滦矿务局)以后还要遇到许多事情，然而这两个企业在唐廷枢管理期间经营得很成功。这样他就为企业界树立了一个榜样，靠着在当买办时期具备的素养，还有李鸿章的宏恩惠顾，使得他在官办的情形下仍能继续发展。尽管去世时他已比较穷，但其一生的经历表明，他总是既敢于冒险，又长袖善舞，一方面能将中国商人和官府的资源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能利用欧美的技术专长。他是个爱国者，而在观念上却是世界性的。

 

唐廷枢的买办时代

 

唐廷枢生于邻近澳门的香山县的一个村子，这个县在19世纪出了像容闳和孙中山这样的名人。容闳也是马礼逊教科学的学生，被他的美国老师带到了康涅狄格州，后毕业于耶鲁大学。而唐廷枢先是在香港后来在上海抓住了能利用的机会。与孙中山不同，他对政治没有兴趣。在他成长的年代，怡和洋行的行东机昔(William  Keswick)和约翰生对他影响最大。

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唐廷枢在其经历中通过人际的特定纽带获得了帮助。正是由怡和在上海的买办林钦(也是来自香山的一个村子)在1861年把唐廷枢介绍给了当时怡和在上海的行东詹姆斯·惠代尔(James Whittall)。他一度乘轮船在长江新开辟的口岸当巡回推销员。1863年下半年，唐廷枢在上海为机昔做事时，接过了林钦所担任的上海买办的工作，包括掌管洋行的金库。“在将近18个月内，林钦作为一个买办已经没什么用，实际已不是买办”，1865年7月机昔给詹姆斯·惠代尔(此时任怡和在香港的负责人)写道：“他让唐景星掌管金库……我对唐景星(此人英文很好)很不满意，暗中尽量让他少管些东西……实际上，我只给买办适当数量的现金用于收支。”

唐廷枢得到5744两银子作为“买办经费”，其中1500两是“他本人的薪水”。他的主要职责是收集市场信息，准备每天的价格表，为本地钱庄的汇票做担保，还有就是负责由洋行发放贷款的华商的债务清偿。唐廷枢帮助怡和开展了一项新业务——向本地钱庄发放短期“拆票”。1868年5月，约翰生(F.B.Johnson)给已在香港的机昔写信：“我发现有偶然的机会能将我们的现金结余投到中国钱庄的庄票上去。这种庄票在3至7天短期内就能兑现，利息是12%到15%，我认为非常安全……我意识到这样的生意成功与否决定于我们的买办是否机灵可靠。”在唐廷枢为洋行做事期间这一业务有很大发展。

在收购丝茶和出售进口货方面，怡和的经理不必都要通过唐廷枢来做。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经理与一批中国商人来往，这些商人中不少在过去给洋行当买办、代理人，但这时他们都独立经营，开办从事丝茶和进口货交易的大商行。在洋行与这些商人做大笔买卖时唐廷枢不会得到回扣，洋行很熟悉这些商人。但在洋行与其他华商做生意以及洋行进行“口岸贸易”(将中国货物从一个条约口岸运到另一个口岸)唐廷枢会得到回扣。

随着在长江沿岸和沿海口岸业务的发展，洋行越来越依靠唐廷枢来做在这些口岸中国买办和代理的监督人，他获得了洋行“总买办”的名望。他经常走访别的条约口岸，挑选在长江和北方口岸的买办和代理，还要为他们担保，并帮助洋行调解与那里其他中国人的纠纷。他选他的哥哥唐茂枝为天津的买办，唐茂枝的地位与洋行在天津的英国代理福士(Forbes)一样重要。1871年6月，约翰生向机昔报告：“关于(怡和)在天津的代理，我猜想福士先生的管理效率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唐景星的办房。”

唐廷枢在尽力为怡和洋行做事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生意，投资于由两个前怡和买办林钦和阿李(Aleet)经营的当地商号。这些商号包括一家叫谦慎安(HsinSunOn)较大的茶栈，它在内地开了7家小茶栈，还有3家钱庄(泰和、泰兴和精益)，它们“在内地大量收购茶叶”。至少有一次，唐收存钱庄的庄票，给予贴现以解决这3家钱庄的财政困难，1871年6月被约翰生发现，他后来称这“使我感到惊讶和不满”。

在怡和洋行的允诺支持下，唐廷枢还在80年代后期投资于一度利益看好的中国传统的经营活动，投资于上海一家很大的当铺，并从事扬州和汉口之间的官盐特许运销贸易。在这两种生意不景气时，唐个人的资金又集中于一项近代实业——中国水域的航运业。早在1867-1868年间，他就是上海的两家小轮船公司公正轮船公司(轧拉佛洋行的代理商)和北清轮船公司(惇裕洋行的代理商)的董事。1870年，北清轮船公司遭受严重损失，唐廷枢与其华人朋友买下了公司的一艘轮船“南浔”号，列在怡和名下。正是在这时怡和洋行决定扩大在中国水域的航运业务。1872年初，怡和已经有了5艘轮船定期航行于上海和天津之间，一艘航行于上海和福州之间。洋行还计划办一家以上海为基地的合股公司，名为华海轮船公司。这家公司的4600原始股价值32.5万两白银，怡和洋行自身就占了2950股，其他在华的外商占715股，中国人占935股。这935股中“南浔”号占400股，另有300股是“唐廷枢招徕的华商股份”。

唐廷枢不仅以自己和朋友的资金来帮助怡和的航运业务，显然他还参与管理船只，尤其是管理他拥有一半产权的“南浔”号。比如，经唐廷枢提议，1869年初，怡和安排一艘船定期在上海和福州之间航行。1870年初，与货运客商共事的“船舶代理部”与唐的办房合在一起。到1872年6月，美国企业旗昌洋行已明显感觉到怡和的竞争，这家洋行在中国水域有规模最大的商船队。1872年6月，旗昌在上海的一个合伙人写道：“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生意方面……在获得消息以及在中国人中宣传鼓噪方面，无论是有唐廷枢的怡和洋行还是有买办支持的琼记洋行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唐廷枢、机昔和公司的另一成员豪(A.J.How)都是怡和的东海轮船公司创办时的董事。同时，唐还继续个人向别的轮船公司投资，包括在琼记洋行开办的一家近海的航运轮船公司中有股份。这家公司的费隆(RobertFearon)在1873年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家公司有3个华商股东来见他，“唐景星英语说得像个英国人，就由他发言”。在他为怡和洋行干了十多年后，此时40岁的唐廷枢在上海的社会中已很出色。很快他就要把自己杰出的经商经验用于为国家服务。

 

中国轮船企业

 

1872年8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决定推动中国的商业轮船运输业发展，其目的一是为了将“漕粮”从长江下游运到华北，二是为了与西方企业在中国水域就有利可图的航运业进行竞争。起初，一个有官职的富有沙船业主朱其昂被任命负责这个企业。朱受命设局“招商”在官办轮船公司中投资。李鸿章得到朝廷允诺让这些船至少从上海运一部分漕粮到天津，运费是外国轮船费用的两倍。李还得到给这个企业的13.6万两官府贷款，年息7%，这在当时中国是很低的。不管怎么说这完全是一笔贷款。李总督的想法是要商人承担所有风险，“盈亏商认，与官无涉”。1872年10月，李鸿章令朱其昂在上海设局开办，此时已得到朝廷批准。李鸿章解释他提出的“官督商办”的著名说法：“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事实证明朱其昂经营实业是很不合适的。他买了一艘大英轮船公司(P.&O.)的旧船，结果“对中国的沿海贸易是无用之物”。他还向英国订购了3条轮船，但却不能招集到足够的股东把船买回来。到1873年初，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后不久，李鸿章必须找一个更有能力的经营者。5月，唐廷枢被邀请到天津与李见面，回到上海后就接过了这家官办企业。他离开怡和洋行没有伤和气。洋行接受了唐的推荐，他建议由他哥哥唐茂枝(英语也说得很好，以前曾为香港政府和中国海关当过翻译)接替他当洋行驻上海的买办。约翰生曾与唐廷枢为在上海和天津之间的航运业务订立过一个运费协议。不过，唐开办华商轮船公司总的目的是在中国水域与外国公司竞争。在唐与其朋友宝顺洋行前买办徐润联合发布的“告白”中，他们强调：“洋商不远万里前来是为求利。如若其人不惜亏损，以所得利润与我等相争，对[华人]轮船公司有益，我等为何不愿竞争？……如若口岸间运输贸易利润全归中国，此事岂不大好？”

    任这家中国轮船公司的总办20多年直到1884年。得到官府的惠顾有很多好处，但也会带来麻烦。唐组织投资者成立了一个合股机构，他还得到李总督的保证，这个企业的管理归那些代表股东的经理掌控，而股份可在中国人中转让。李还认可了唐的提议，“由其为一商办实业，官府应允其日常经营”。然而，这家企业仍为一官府机构。虽然在英文中被称为“中国商业轮船公司”，但官方的称呼是轮船招商局。唐廷枢被李总督任命为该局的总办，唐的富商朋友徐润为会办，另外还有两个会办。朱其昂仍负责与官府谈判漕运业务。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也被任命为会办，负责收内地省份抵交部分税额的漕粮，这些漕粮就用招商局的轮船运到华北。

 

货运业务

 

在后来担任总办的十年中，唐廷枢顺利地得到了商人和官府两方面的支持。在一年内，招商局所认以及唐廷枢、徐润和其他华商认购的股份总数为47.6万两。这笔钱不仅买下了朱其昂以前定的船，还置办了不少码头设施。此外，又通过怡和洋行向英国买了一条新船。唐廷枢对外国人的了解对他很有利。在有关船长和航海技师的事情上，他依靠美国航海技师史柏丁(D.R.Spedding)，此人也是一家小航运公司的船主。唐本人至少对一般监督的技术问题有足够的知识。1873年8月，唐廷枢在上海的会审公廨就他为何不接受“拉普蒂克”号轮船(Laptek)作证，这是朱其昂通过立德洋行(ArchibaldLittleandCompany)订购的(唐指出没有签约)。“我们不买‘拉普蒂克爷号”，他说：“因为这条船就我们所需的载运量不够……我与史柏丁先生一起去验船，到处都看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等级的。如果我是劳埃德的验船师，就不会把它定为‘90a’级。”

在航运事务方面，唐廷枢依靠的是像他一样在招商局有股份又有买办背景的人。徐润开过一家大茶庄，成为唐在上海的代表。尤其是在1878年以后，唐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华北的煤矿上，只是不定期地来上海，招商局的日常管理就由徐润负责。琼记洋行前买办刘绍宗在汉口设立了招商局的办房。旗昌洋行的经理行东称赞此人“精力充沛，待人随和，与货主交往密切”。刘绍宗还去日本开拓招商局从上海至长崎的航运业务，在长崎有华人的商业社区。

这家新公司如果没有官府的照顾就不能繁荣发展。特许漕运的业务一直维持着，1876年后还有发展，每年得到一笔津贴。但从一开始，唐廷枢就不满于仅是从事漕运，这一业务只是在上海和天津之间开展。他要与西方的船只在长江下游、华南还有日本的航线上竞争。1874年，在上海的主要轮船公司实力如下：旗昌洋行17条船；怡和洋行6条；太古洋行6条；轮船招商局6条。而在以后的9年中轮船招商局是发展迅速的竞争者，到1877年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

 

投资航运业

 

发展这样迅速肯定应归功于唐廷枢及其前买办同人敢于冒险的特性。他们经常以只是可能会赢利为推断就定购新的轮船。1874年至1876年，股金资本只增加了44%，从47.6万两增至68.51万两，但在这两年中，唐廷枢买下多至8条新轮船。唐和他的代理徐润很容易就从上海的钱庄中弄到贷款。由于这些贷款利息高，这时他就尽力想从官府手中得到长期的低息贷款。1875年和1876年，靠的是李鸿章的影响，招商局从长江下游和华北四省得到了总共66.7万两的政府贷款，利息为7厘。唐廷枢告诉股东们：“钱庄的款项都已归还，公司已摆脱了以前的困境。”

唐廷枢及其同人的大胆举措成功地使招商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怡和在内的外国轮船公司感到在中国水域的每条航线都有招商局竞争的压力。怡和的华海轮船公司报告，在1876年只有8.9%的回报，这时面值100两的股票在上海市场只卖出了56两的价钱。有些怡和洋行股东认为最好是劝唐廷枢买下华海公司的船队。1876年11月，这一想法被送交给伦敦的渣甸爵士(SirRobertJardine)，并得到了他的同意。

不过，华海轮船公司还是存在了下来，直到1881年与怡和轮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合并。美国旗昌洋行所办的在上海最大的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被卖给了招商局。唐廷枢公司的船队增加了16条美国公司的船，成为在中国水域最大的轮船公司，主要靠的是官府贷款这一财政举措才能够实现。在南京的总督沈葆桢给了招商局50万两的贷款，他和李总督上奏朝廷，称因招商局运漕粮而获利的3个省应该出同样的数目。1877年1月，唐廷枢与旗昌洋行签约，同意在3月付出120万两，其余款项将在5年期内付清。招商局此时在中国水域总共就有了8条航线上的30艘船，而怡和洋行只有3条航线上的6艘船，太古洋行是3条航线上的8艘船。1877年12月，唐廷枢与专程来中国的施怀雅(JohnSwire)订立合同，划分他们在长江上的航运利益为55颐45，这有利于招商局。同样，唐还在1878年7月与渣甸订合同，确定在上海到天津的航线上招商局是3条船，怡和是2条船，并不顾海关文件的规定，按比例分配赢利。

因为招商局的发展依靠的是几个省提供的贷款，这就难以避免官府对其事务的干预。唐廷枢不愿意雇用没有能力的人在局里任职。1873年，他甚至拒绝了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的请托，盛要让他的一个亲戚进招商局。1877年，盛宣怀愤怒地给李总督写信，称总会办“各有责成之中，仍有互为综核之意”。李总督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不总是支持盛宣怀。同样，唐发现也有必要满足盛的一些要求，在局内弄些闲差，以便安置那些分派漕运或是将官款借给公司的各省巡抚推荐来的人。一大部分的公司利润就消耗在这些“人脉”之中。

 

面临的冲突

 

唐廷枢在1879年初进行了改革，限制每个分局的开销为其赢利的一定比例。这一改革不都很成功，但在1879年至1883年间招商局确实获得了厚利。唐要尽快还掉官款。局里欠的官款在4年间从192.8万两减少到96.43万两。同时，招商局还继续购买新船以替换那些陈旧或损坏的船，并添置码头设施。它在华商中的信誉日隆可从招商局股本增加的情况看到：1880年为80多万两，1882年100万两，1883年200万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廷枢为招商局打下了基础，但他及其主要同僚徐润却不得不在1884年初不再过问局务。1883年夏，唐有事去欧洲。他很高兴在伦敦与詹姆斯·惠代尔重逢，惠代尔答应当他在英国的代理，定购采矿机器，聘请开矿技师。这时中法因在越南的争执关系越来越紧张已到破裂的程度，唐廷枢在巴黎设法与法国国防部长见面，并发电报给李鸿章告知他战争与和平的前景。他建议：“如果中国强硬，法国就会屈服。”他也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中法决裂对他的商业利益会是灾难性的。“中国与越南之好运”，他给在上海的同人写信，“亦即招商局之好运。”事情正是如此，1883年底甚至在法国入侵长江三角洲的谣言引起恐慌之前在上海就有一场金融危机蔓延。11月，对上海的房地产以及新式华人企业有大量投资的徐润发现自己已还不上债主的钱，尤其是对那些本地钱庄，这些钱庄既为他给招商局放款，也向他的房地产投机借钱。盛宣怀向李总督报告，徐润“挪欠”招商局款项16.2万两。唐廷枢收到电报，在他回上海后也辞去了招商局的职务，原因是他与徐润关系密切，他自己的财政状况也不佳。1885年当中法战争结束时，李鸿章任命盛宣怀为招商局的督办。对唐廷枢来说幸运的是，此时他已全身心投入另一项事业——在天津东北约60英里的开平开煤矿。这个企业也由李总督主持，在开始得到一大笔款项后就不能再指望官府连续不断的财政资助。正是有李鸿章的支持，这一新式企业才能在华北的农村开办。李总督指望唐廷枢能证明，用机器开矿是有竞争力的产业。1878年在矿坑里安装了第一台动力驱动的机器后唐廷枢干得非常艰苦，但在1882年出了煤，销路很好。1884年，李鸿章鼓励唐廷枢全力于此，这成为这位前怡和买办事业的高峰。

明朝时在开平附近就挖掘了100多口煤井，但当时的技术只能挖到约60英尺深，再挖深就受到井底灰层和水的阻碍。1876年，在与英国工程师实地探察之后，唐廷枢报告李鸿章，用新式开凿机器和水泵能挖得更深。修一条不长的铁路就能减少将煤从矿井口通过陆路运到港口的高昂费用。因为在这一地区还能找到铁矿石，所以唐设想建造一个工业中心，包括煤矿、铁矿以及能用于帮助铁路建设的铸造车间和机器车间。煤和铁矿石的样本被送到英国化验。在质量得到肯定后，唐廷枢在1877年9月又向李鸿章报告，他已定购了一批采矿机器，还建议聘请英国工程师。唐给李这样的印象，煤铁让英国人均财富大增。而中国却不得不进口煤铁以供枪炮厂和轮船所需，每年耗费总共有六七百万两。中国怎能让“我缺而人余”？

李鸿章批准了唐廷枢的设想，建立另一个“官督商办”企业。李得到朝廷准许用机器采矿，并给予其地方的实力保护，但他只拨发了10万两官款。这使唐觉得要兴办该煤铁中心必须筹集80万两银子。在与李鸿章的两个下属在天津商谈后成立了开平矿务局。唐廷枢是提议者，被李任命为总办，两名官员为会办。唐很快就订出拟招股80万两的计划，每股100两。认股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

主要依靠他的“因友及友”，唐廷枢到1879年年中才能筹集到20万的资本，一年后又筹集到10万两。这些钱让唐能够在1878年8月开工，他和3个英国工程师监督，用岩石开凿机挖掘了约600英尺长的巷道，发现了6层优质烟煤。1879年初又开掘了两口矿井。与之同时，“所有必需的工房、机器房、工程师和瓦斯检测员的住房，还有其他建筑都已完工。”1880年时有口矿井深200英尺。一套煤气灯设备为矿区和街道提供了二三百盏灯。

1881年开始出煤。此时唐廷枢必须解决将开平的煤运到港城天津这一关键问题。用骡车、骆驼运煤会使开平煤的价格在天津要高于进口的煤。1880年10月，唐廷枢向李鸿章上奏，要求允许在天津和胥各庄之间修一条短短的“快车路”，然后再向通往邻近的河港芦台挖一条运河。当同意他买地开工时却没有公款可用。

按照近代的工程标准修建了23英里长的运河，在7英里的“硬路”上铺设了进口的铁轨，就是用英国的标准这也确实是一条短铁路!1881年6月9日，在乔治·斯蒂文森(世界第一辆火车蒸汽机车“火箭”号的发明者。——译者)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唐廷枢雇用的英国工程师金达(ClaudeKinder)造的“中国火箭”顺利地在铁轨上运行，让当地居民大吃一惊，他们认为煤车是用马拉的。虽然遭到士绅和官员非议，这条短轨还是保留了下来，这要归功于李总督的影响以及唐廷枢的坚持。金达回忆道：“精力充沛的经理[唐廷枢]坚持不懈，他四处受敌，遭到愤怒言官和迷信百姓的攻击，还经常受朋友冷落，没人说他好话。”

1881年有一口矿井挖掘到600英尺深，靠近的抽水通风井深300英尺。挖掘到200、300和500英尺处横向开出巷道。巷道壁砌料石，以铁棍支撑。

对附近铁矿的挖掘也已开始，但在1882年初因为有个京官指控而不得不放弃，此人称矿上的机器破坏“地脉”，对120英里外的皇陵有不祥影响!李鸿章写了与这个会占卜吉凶官员所言相反的奏折，但还是只能放弃开铁矿的想法。

至少煤矿逃脱了倒闭的命运。1882年生产了38383吨煤，第二年生产了75319吨。每天约有50个车皮的煤由四台机车拉往胥各庄，再用驳船通过运河送往大沽附近的货栈。天津煤的市场很大，以供应城市和停在港口的轮船所需。获利的前景吸引来了新的投资。1881年，徐润和另一个广东商人吴炽昌买下矿务局的大量股份。他们两人被任命为开平矿务局的会办，吴炽昌与唐廷枢在煤矿共事关系密切。股本数额在1882年增加到100万两，上海的华商都急于想购买其股票，实际上该公司还从未分过红。1883年5月，《北华捷报》报道，有人想用210两买开平煤矿价值100两的股票都被拒绝。1883年秋上海爆发金融危机时它的股票价格下跌，但与轮船招商局的情形不同，开平的股票价格很快就反弹，到2月以150两的价格卖出，这是唐廷枢颇为自得的有信心的反映。

这时唐廷枢定下心来全力管理煤矿。到1884年从主矿井掘出的水平巷道延伸到20英里，其中7英里已铺上用骡马拉煤车的轨道。几百个中国工人在4名英国工程师和14名欧洲工头的监督下干活。又聘用了新的欧洲工头，还从唐廷枢的广东老家雇来了更多的熟练工人。1884年，唐给煤矿引进了激励机制，工人不偷懒卖力采煤就能得到更多的报酬。1884年产煤量增加到126471吨(比前一年增加了68%)，1885年为18.7万吨。

对这一企业幸运的是，此时李总督得到朝廷支持扩展铁路。1886年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股本为25万两。通往胥各庄的短铁路将延伸到芦台以取代运河。唐廷枢出任铁路公司经理，但对其的管理则交给李鸿章幕僚中的另一个广东人伍廷芳。伍曾在伦敦的林肯律师学院(Lincoln’sInn)学习，是香港立法局的第一个华人议员。甚而在1887年5月这条23英里长的新铁路完工前，朝廷又批准了李鸿章将铁路延伸至大沽以及天津的想法，这是他要在天津和东北之间修一条铁路计划的一部分。开平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唐廷枢继续担任经理，伍廷芳为实际的管理者。虽然只得到10.85万两股本，而李鸿章却弄来了16万两的官府贷款，并从西方国家的洋行中得到了两笔短期贷款：怡和洋行的63.7万两和一家德国洋行的43.9万两。1888年8月铁路从开平延伸到大沽，一年后又到天津。现在唐廷枢的煤可以更低的价格在天津畅销。1888年煤产量增加到25万吨的水平。

 

股份制的发展

 

就在这一年，开平召开了它的第一次正式股东会议，宣布第一次分红6%。(上海的股东在怡和洋行办房的屋里领取了分红。)唐廷枢的政策仍然是将赢利化为资本。他又计划在开平矿井东面15英里的林西挖掘新煤井。需要获得新的股金，将开平矿务局的总资本增加到150万两。1889年林西矿开工，很快就招到了新股份。9月，《北华捷报》评论道：“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富裕商人阶级中唐的名声很好，如果中国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各类型的工商业没什么困难就能发展起来。”

当然，如果没有李鸿章对他的支持，这位前买办也不能把事情办好。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李一直热心促进中国的商业航运、采矿和铁路事业发展，还有他的海军舰队和军事基地建设。同样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唐廷枢通过与怡和洋行密切接触中形成的思路和获得的经验，中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1819年，美国驻天津领事德尼(O.N. Denny)称唐是这样的人，他认为“国家应该接受实现文明化的现代观念，这对国家的富强最有益处”。《北华捷报》在他去世后称他是一个“在不违背其目的的前提下也能尊重国人偏见的人”。1887年，这份报纸对他管理开平煤矿最严厉的批评是：“假如煤矿的经营状况蒸蒸日上，总办、会办、经理和官员的亲属就会成群结队地来，这些人没有一点能力，开平矿务局成了干禄食肥之地。”情况确是如此，唐廷枢的儿子占据了矿务局的重要职位，一度与唐同在开平的有他的近70个亲戚(其中有妇女和孩子)。然而，对矿务局的控制权并不真正在他手中。他能对开平煤矿有着相对不受阻碍的权威是李总督信任的结果。1892年唐廷枢去世，此时李鸿章的影响力已大为下降，他不得不接受一个腐败无能的汉军旗人为总办，此人是慈禧的亲信。与他的怡和友人不同，唐廷枢不能指望其企业在法律保护下能长存。

尽管后来情况多变，开平矿务局在唐廷枢管理下对中国的富强还是有很大贡献。就像轮船招商局在中国水域与外国的航运企业竞争一样，开平矿也使得天津这一大港不再需要进口煤，还能给来天津的轮船加煤。1885年，中国共进口了30多万吨煤，而开平的产量已到18.7万吨。同样重要的是，在当地价格低廉的开平煤向邻近地区供应，促进了农村小工业的发展。在唐山附近，私人的砖瓦石灰窑、陶器作坊和酒厂大量出现。到90年代初，开平矿雇了3000矿工，这还不算1.2万在与其有关的炼焦、制砖、生产水泥的车间和附属企业里干活的工人。林西矿雇了2000多矿工。约500名粤籍熟练工人有时会闹事，但他们的手艺传授给了当地的工人。为了培养高层次技术人员，唐廷枢办了一所采矿煤质检验学校，请美国的化验师和采矿师任教。通过怡和洋行聘请来的英国工程师继续在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外国雇员在80年代后期人数最多，以后开始减少。

与在轮船招商局时一样，唐廷枢在开平局也表现出中国的商业资本能用来在经济上支持中国的工业化。但与招商局的情况不同，开平局只得到了数量有限的政府财政支持。在开始获得李鸿章所安排的10万两官款(可能在1881年或1882年又给了一笔数目不大的贷款，材料对此不能肯定)后，直到1889年在开平局买了一条轮船并向英国定购了3条轮船，用于向李鸿章在旅顺港、威海卫和烟台的海军仓库运煤时，才由海军衙门向矿务局放款50万两。唐的矿务局主要是靠赢利所得来增加其设施和工人数量。

唐廷枢的矿务局所建7英里长的铁路刺激并推动了李鸿章的铁路建设计划。这位前买办单独决不能抵挡当时中国对这一发明的坚决反对。他本人也没有修建这样一条铁路的工程技术水准。但唐愿意冒财政和其他的风险，结果靠了金达的技术保障和李鸿章的官方支持才使中国第一条成功的铁路得以问世。

在去世前的近两年中，唐廷枢的身体已逐渐衰弱。1892年当他过60岁(按中国算法是61岁)生日时，他看来对其生活和工作还很满意。1892年2月，徐润去拜访他，看到工人和邻近48个乡的绅商给他过生日，他们聚集在一起送他“万民伞”，这是难得的百姓对中国某个官员表示感激的做法。在他还是怡和洋行买办时就按照那时商人的惯例买了个“候补道”的荣誉官衔。在管理轮船招商局时他得到了道台职位，1884年又获得新的官爵。1892年5月他的生日庆贺了7天。18日，他乘火车去天津，参加在会馆里举行的盛大宴会，李总督为他身体健康向他敬酒。同样让他感到心里温暖的是在21日开平局的西方人同事为他设宴祝贺，四周都是大红绸旗，上面用金字写着贺词，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起称赞他的功绩。几个月后唐廷枢去世时，他肯定对东西方的文化都能感到平和，他曾致力于去弥平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