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务实的爱国者：李鸿章事业的形成阶段(1823-1866)

陈绛译校

凡熟悉19世纪中国历史的人，于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对前所未有的外部危机盲目自满，必定有深刻的印象。的确，意识到西方侵略事实的中国人充满着愤慨的情绪。但是他们即使意识到西方侵略，传统文化的熏陶却使他们迟迟未能具备应付新的挑战所必需的革新和改革的思想。相反地，日本人一旦知道西方的武装力量，便很快产生了危机意识。除了具有武士的背景，日本人思想开阔，虽然他们许多人曾长期接受严格的儒家修身伦理，但日本文化，整个说来，并没有阻止他们寻找新的方法，以迎接西方的挑战。

虽然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对于这一挑战的态度，如果不是愤恨不平的话，便是麻木迟钝，但是目睹危机而态度现实足以看到世局剧变的人，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上，在19世纪中叶士大夫中存在着动荡不安的情绪。尽管清朝上层阶级众所周知囿于过分的文字训练和学究习气，但是仍有许多有功名的人，在太平军起义爆发以后投身兵戎。他们同太平军作战取得的胜利，证明了他们的务实精神和才干。这些人中如果有机会认识到西方的侵略本性，却没有以紧迫感和现实感作出反应，那倒令人感到惊奇。

李鸿章(1823-1901年)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出身于士人家庭，在太平军起义时，显示出自己在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实际才干，但是当他于1862年到上海出任江苏巡抚、领导同太平军作战时，他平生第一次面对西方武力和侵略的威胁。他非凡的务实品性，以及有不平常的机会深刻了解西方武器和西方军事人才，使他在对西方作出反应中居于一种无可匹敌的地位。他是一个杰出的官员，他能够提请朝廷注意革新和改革的建议。从1862年开始的30多年中，他成为中国自强的首要倡导者。自强政策要求以采用西方技术为主，发展中国武力和财力，以便能够应付西方侵略。由于他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1870-1895年)的作为，他时常被同时代的作家看成是中国的伊藤博文，甚至是“东方俾斯麦”——这不仅由于他在清朝外交中的作用，而且还由于他通过军事建设和工业化，追求国家的强盛。

虽然李鸿章事业的许多方面已有过论述，但他所倡导新政策的缘起及其性质——这些政策建议如何提出，它们同传统的中国经世模式有什么不同，至今还未有足够的研究。本文将试图通过如下的考察，弥补我们认识上的不足：考察李鸿章作为政治家的事业形成阶段，他从一个成功的士人成为军事战略家的早年生涯，1862-1866年间管理江苏民政和军事，以当时中国最有勇气和胆识的革新和改革的倡导者出现的关键岁月。这段历史使我们注意到儒家传统内部的灵活性——一个通过最高等级科举考试的人能够毫不费力地进入爱国的军事和教育改革倡导者的角色这一事实。但是本文的研究也明显表明，李鸿章所提倡的改革在性质上是有限度的，——他不可能成为伊藤博文或俾斯麦，因为使这个年轻的中国政治家认识到必须实行新政策的务实精神，也促使他同现存的军事和行政的惯常做法妥协，这种惯常做法从长远看，是同他的目的不一致的。虽然李所鼓吹的政策在他的时代的中国影响深巨，而且对于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历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但是他所作出的妥协纵使事实上代表了一种对儒学原则的损害，却不能说是已具有近代的精神。

在回顾李鸿章的早年事业时，必须强调，他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都是完全属于传统模式的范围。他于1823年生于安徽庐州(合肥)一个上层的家庭。他的祖父和曾祖都捐资取得低级的功名，李年轻时，全家过着贫俭的生活。然而李的父亲李文安于1838年应试考中进士，成为一名京官，1850年代初升至刑部郎中。李本人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科举考试，21岁中举人，3年后，亦即1847年，中进士。他被选派为翰林院庶吉士，并于1851年擢升编修。李在20多岁便是这样一个十分成功的士人，开始顺利登上仕途。

大约从1843年起，李鸿章同曾国藩结成师生关系，曾与李的父亲同科进士，当时住在北京。曾后来追忆早在1845年，他便已认识到李的才能，但应指出，李并不像曾国藩那样倾心学问。尽管人们设想李鸿章曾经从曾受学，但是从他的后人出版的文集所收他早年著述中，我们没有发现他对“汉学”或“宋学”有任何感兴趣的迹象，而这两者正是曾国藩当时所潜心钻研的。事实上，我们在李鸿章早年著述中，也没有看到他对“经世之学”有任何兴趣的痕迹，而这也正是曾所专心致志的。至今保存下来李的早年著述，主要包括两类：诗与赋，诗主要关于友情和思亲的固有的主题。如果其中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许是偶尔明显流露出对于飞黄腾达前程的热望。李的词赋以这类体裁所常用的绚丽文笔写成，显示出他驾驭文字的熟练技巧和对经书与文学的精湛造诣。诗文的内容则多未能摆脱俗套，除了赞美自然，李还强调诸如“文以载道”之类的主题，以及与忠君相称的道德修养。但他早年诗词中，却可以发现一种雄健的风格，一种不受任何迂腐思想干扰、技巧臻于完美的得心应手的大手笔。李鸿章自己曾告诉我们，“鸿章弱冠时，颇有志为学”。但是现存他的早期著作至少表明，他并非有学者才具的人。像中国过去产生的许多文人一样，他受过经书和文章写作的严格训练，但是他在本质上却是一个实干家。

无论如何，李鸿章很快就显示出，比起文学或学问的追求，他认为行动更为重要。太平军打到江南，给了他特殊的机会。1853年春，他作为工部侍郎、安徽籍人吕贤基的助手，回到原籍安徽。吕是由朝廷派往该省组织地方防务对付太平军的。除了李在诗中写到他对于效力朝廷和保卫家乡的急切心情外，我们对于他加入吕贤基营幕回到安徽的动机并无所知。不管怎样，我们知道他从此开始了军事和行政的事业。在1853年末吕贤基去世前，李就已由安徽巡抚李嘉端指派独立指挥军事。早在1853年6月，这个前翰林院编修手下已拥有1000人，这些人大约是他自己从地方团练和其他部队征集来的。8月，李鸿章的军队在安徽北部巢县附近第一次战胜太平军。李看来很快就以他所指挥的小小兵力，使自己声誉鹊起，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年一直同他保持接触的曾国藩于1853年末就从湖南写信给他说：“闻足下所带之勇精悍而有纪律。”

此后3年，李鸿章作为战场指挥官和安徽巡抚的战略顾问，忙于全省的军事工作。1854年初，他的父亲李文安奉朝命回省，在临淮附近组织团练，但是父子起初似乎是各自工作。李鸿章到当时新任巡抚福济处供职(福济是满人，他恰巧是李1847年应试进士的考官)。福济1854-1855年的奏折表明，李是他最信赖的一名指挥官，时常亲自率领部队攻取太平军占据的城镇，将部队推进到城墙下。1855年初，李鸿章在他的父亲参加下，在清军对他的故乡庐州进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7月他的父亲去世不久，他不得不中止丁忧守制，帮助福济击退太平军一次猛烈的进攻。他获允重新家居守制只有100天，又受命在福济营务处工作，并且协助指挥巢湖一支水师船队。1856年，他在制订几次陆上作战的计划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战役以收复巢县而告结束。

虽然有关李鸿章1853-1856年生活的资料十分匮乏，但是他在福济之下担任组织和指挥以及参谋工作，则是毋庸置疑的。李获赏擢升。1854年赏加知府衔；1855年升为记名道府；1856年攻克巢县后，赏加按察使衔。

1856年底，李鸿章请假葬父，在家终制。1859年初，福济离安徽巡抚任后几个月，李应曾国藩的邀请，加入曾幕，曾当时是江西和安徽南部攻打太平军的主要指挥官。李鸿章任曾国藩私人幕友3年多，曾和其他人信函中时常提到他，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能力所及各方面，以及他的某些个人特点。当时他已30多岁，却有卓越的表现。

曾国藩无疑将李鸿章看做他的一个门生，而且信赖他的才干。李一到达曾设在江西的总营，便成为他的助手之一。曾国藩要他制订征募新军队的计划，1859年6月，又要他去协助曾的弟弟曾国荃指挥攻打太平军在景德镇的据点(该地一个月后从太平军手中收复)。李巡行视察，提出关于提高湘军战斗力的建议。曾十分信任李的判断，此后便由李充任他的文案。从1859年8月至1860年9月，曾放手让李草拟信函和奏章。至迟到1860年，曾已深信李力能胜任省一级的政务官员和首要军事指挥官。1860年夏，曾国藩计划将他的兵力向江苏北部扩展时，向朝廷推荐李出任两淮盐运使，驻在扬州，为长江下游的战事筹措资金，组织水师。然而这一任命未得朝廷批准，李继续留作曾的幕宾。

从曾国藩和其他人的评论中似可看出，李鸿章在这一时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胸怀抱负、极有个性、有能力的人。他身长6英尺许，仪表堂堂，曾国藩形容他“才大心细”。胡林翼(李在一次因公赴湖北途中遇晤他)为李的外貌所惊讶，感到他“如许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如果曾国藩曾经委婉批评过李的话，那是因为后者自负太高，功名心切。有一次李在旅途中，曾国藩写信给他，表示深信他必定成为“匡济令器”，但是爱护地提醒他，高官厚禄乃是天命所定，并非人力所可强致。李鸿章复信说，他近来力求做到“守分知命”。尽管他的抱负相当明显，李鸿章给予当时与他相识的官员印象则是一个有原则的人。1860年11月，曾国藩的将领、也是李鸿章朋友的李元度由于并非本人的过失而战败，对于应否奏请朝廷予以惩处，李为李元度表白，李、曾两人意见不一致，李因而离开曾幕，曾对李的行动并不怨恨。李前往江西首府南昌，他很快便成为曾国藩同江西署理巡抚之间的联络人，替曾办事。曾国藩一再劝李重新人幕，1861年7月，曾在安庆攻打太平军获得重大胜利以前约两个月，李鸿章回来作为他的文案，负责草拟信函奏稿。

李鸿章不久便得到反对太平天国战争中一个关键性的任命。当时作为贸易和赋税主要中心的上海正受到失败后重新兴起的太平军部队的威胁，朝廷敦促曾国藩采取措施保卫这个城市和镇江。1861年11月，曾国藩接见在上海的江苏重要士绅的代表，他们请求他出兵上海。一度因湘军士气衰落、军纪松弛而深感忧虑的曾国藩，由于无兵可派，要李鸿章去他的故乡庐州所在地的皖北征募一支新军队，率领到安庆训练。

李鸿章利用自己熟悉当地一些团练首领(练长)的条件(这些人自1850年代中期以来，便同政府军队合作)，选聘五六名部将，并且通过他们征募约3500人。这些人，连同从湘军新部选派的2000人，组成以湘军组织为模式的初期淮军。原先计划这支新军由陆路派往镇江。但是1862年3月，上海士绅派出向一家英国洋行雇用的7艘轮船到安庆，运送这支新军队沿江到上海。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前往，于是李便率领首批淮军部队于4月初到达上海。朝廷根据曾的建议，于4月25日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同年12月补授江苏巡抚。

李鸿章在清代官场中惊人的升迁，是由于在太平军威胁下异常的情形，以及他自己具备受人赏识的才干——也就是他在当时的形势下能胜任军事和行政工作的能力。但是现有的迹象并不表明，他在功成名就时，已偏离了儒家的准则。李在福济处工作的3年，必定使他深谙清代官场中世故之道。他同这个满族巡抚交往，以及他同粗野无文、追逐私利的皖北团练首领共事，也许给他的思想添入一种善于迁就的儒家务实主义的成分。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他的一般看法已经明显偏离了曾国藩和其他同治时期官员所定下的模式。现存的李鸿章于1856年至1860年间写的60多首诗，都是关于对不断骚动和叛乱的焦虑，对已故父亲和同太平军作战阵亡朋友的悼念，以及接受艰巨任务途中所见到的自然美景的主题。虽然李鸿章本人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政治著述，但是没有理由相信，他的经世思想同曾国藩不一致，曾国藩于1859年至1861年间写的许多奏折和书牍都是由李拟稿。然而在上海，李却面临曾国藩所未面临的形势。他在危机的氛围中，对于西方人的挑战以及他在新的职位上所遇到特殊的军事和行政问题做出了反应。他为西方对中国的明显侵略和西方的武力所震惊，尽管他注重实际，但是他发展了一种新的爱国精神。

从李鸿章给曾国藩和其他同僚的信函中(他到江苏以后几年的信函都完整保存)可以明显看出，几乎在他乘英商轮船沿江而下，经过太平军占领地区抵达上海时，他就已开始意识到西方的挑战。没有征象表明，在此之前李鸿章曾经对于中国外部危机有过太多的思考，或是确有充分的了解。历经1860年秋联合占据北京的英法战争，在他的诗中从未涉及。虽然我们知道有些清朝军队在同太平军作战中曾经使用从香港或上海输入的新式“洋枪”，但是不论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都没有认识到近代西方武器的含义。在上海，李突然面临这一挑战。1862年初，上海是由大约3000名英国、英属印度、法国人组成的军队和一支中国武装防卫的，后者约有3000人，以来复枪和榴弹炮装备，在美国人华尔指挥下，由西方退役军人充任军官，这支武装最初于1860年组成，是由中国地方士绅和商人出钱的外国雇佣军。但是由于它的发展壮大，1862年3月清廷颁令承认，并给予“常胜军”称号。李鸿章一抵达上海，便感到自己被这些势力团团围住，而且发现他们由于拥有令人惊叹的武器，在各方面都远胜他自己的部队。李鸿章抵达3个星期后，于4月30日向曾国藩报告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次依靠枪炮的威力取得对太平军的胜利：“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在李之前，这样的武器就已给中国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前任江苏巡抚薛焕及其主要顾问、布政使和上海道吴煦的政策是怂恿和乞求英国人和法国人为防卫上海而承担更大的责任。然而，与薛焕和吴煦不同，李鸿章以藐视的态度对形势作出反应。他决意维持自己部队的地位，不许他们依赖欧洲人，也不依赖华尔指挥的中国军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第一次使用“自强”一词，意指不断增强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以与外国或外国训练的部队相对应。

早在4月23日，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藩说，他计划用所带部队在上海四周防线上专防一处，“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搀杂”。在随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李极力通过精选军官担任不同职务，以西式武器装备部队，并坚持新法训练和操演，以改进淮军的战斗素质。到1862年6月，李的一名军官程学启组织了有100支来复枪的洋枪队；9月，淮军各营已有来复枪共1000支。1863年5月，这支军队吸收了新从安徽征募的士兵和投降的太平军，发展到4万人，装备有1万支以上来复枪和许多门使用26磅炮弹的大炮。与此同时，李鸿章的淮军在重要战役中获得胜利。李利用常胜军的帮助，有时也让他的军队和常胜军共同作战。从1862年7月开始，他甚至支持常胜军着手从水上出兵进攻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计划，这一想法后来没有下文。但是李鸿章由此了解常胜军是在中国人有效的控制和战略指挥之下的军队。李决意防止欧洲人扩大他们在军事上的直接作用。他于1862年8月写信给曾国藩，提到在上海的英、法军队：“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出队帮忙……鸿章亦不敢求他，既输下气，且老骄志。”1862年10月，他接受了海军中将何伯关于英、法军队参加进攻嘉定的建议，但是李坚持这些军队必须留在上海租界周围半径30英里以内，而嘉定却是在此范围之外。

总的说来，李鸿章力求用西式武器装备他的军队，对清朝镇压太平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淮军的战斗力有助于上海的防卫，并且使向西进攻成为可能。太平军许多最精良的部队(其中有的也有西式来复枪)被钳制，同时商业繁盛富庶的上海地区税收对于长江上游曾国藩部队和淮军本身又都极为重要。不过李鸿章需要竭尽全力改进部队的武器，还有进一步的理由，因为他面临着反对太平军战争中西方干涉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李的总部靠近上海外国租界，他敏锐地觉察到外国人在上海所享有的特权和权势；他对于中国人，不仅商人，而且还有像吴煦这样的官员艳羡外国人，心甘情愿秉承他们的意旨，尤其愤恨。1862年8月初，他写信给左宗棠说：“上海虽隶版图，官民久已归心，洋人若不知中国人尚能办事，中国之兵尚能办事者。”李十分怀疑英国人和法国人图谋在上海和宁波附近多占中国领土。8月中，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提到当地西文报纸(它们经常译成中文给他)曾发表过一项关于太平军威胁减少时，上海必须全部，而不仅仅外国租界置于西方控制之下的建议。李向曾国藩报告，“鸿章前复总理[衙门]公函云，难保无他日[外人]占据[上海]……履霜坚冰，殊为隐患”。

李鸿章1862-1863年的信函表明，他身上正在滋长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以天朝和历代承袭的文化自豪的新的爱国精神。他必须经常同欧洲各国领事和海陆军官员打交道，他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力和技术方面都比中国优越。当然，正如李毕生所信奉的那样，他继续将清皇朝认同于中国。但是当他使用“中国”或“中土”一词时——他时常使用这样词语，他所想到的，无疑又不仅仅是皇朝，而是中国的土地和人民。李于1862年9月末写信给曾国藩，提到正由英、法军队防守的宁波的形势，信中说，必须派强大的中国军队到这个口岸，以便“尽去”正同欧洲人合作的广东商人的影响，“庶粤人之权可渐分，此城终不致竟为异域耳”。李在信中一再提到未来欧洲人在中国的作用，“仍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如果中国不能自强，“后患不可思议也”。

如果李鸿章新的经历因此使他意识到中国受到外部的挑战，那么，在他看来，除了用西式武器装备淮军之外，中国还必须采取什么措施呢？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看一下其他紧急的事件，李鸿章务实的才干曾对这些事件作出反应。作为曾国藩的助手，他十分熟悉这位前辈政治家为管理军队和国家岁入而制订的制度。但是李在他的新职位上所面对军队和征税方法方面的某种具体情况，使他不得不采纳与曾国藩有所不同的管理方法。李鸿章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始终同儒家原则保持一致，而且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也会损害他的革新和改革的建议。

军事方面，除了获得西方武器外，李鸿章的迫切任务是组织并扩充淮军，以便除守卫上海外，还能够发动一场对苏州的进攻，这一战略对于反太平天国战争必定会起重大的作用。李鸿章担负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淮军中的成分各有渊源，他们仓促结合起来，带来指挥和军纪方面的棘手问题。从表面上看，淮军严格仿效曾国藩的湘军。军队的招募和统带，都托付少数统领，他们管辖营官，每个营官统带500人左右。部队都必须接受与湘军一致的训练，采用湘军的营制和营规。但是淮军的成分远比湘军复杂。后者于1852年在湖南相对平静的地区组成，大多由书生出身的人领导，在营宫中至少占24%，13名统领中8名有科名。而且湘军中虽然有些人当过乡勇，但主要是由农民组成。而另一方面，淮军却是由两种类型的势力组成：(1)皖北强悍的非正规部队，这个地区经历战乱几达十年；(2)新近由湘军各部组成，由并非书生出身的官员率领。虽然淮军最早的9名统领中两人有功名——一名举人，一名生员，但是其余7人都未受过教育。1861年，7人中有3名是皖北非正规部队的首领，4人是湘军和其他部队中的非文人出身的官员(虽然4人中有一人以“武举”自豪)。在李鸿章的部将中，越是粗野，越是善战——刘铭传和周盛波是庐州附近西乡的土豪，从1853年起便一直断断续续地同太平军作战；程学启原是太平军，后来投降湘军，为湘军军官；郭松林是未中举的湘军军官，似是木工出身。来自落后的西乡地区的农民，尤其由于他们浓厚的宗族性质组织，形成了团结的战斗单位。但是淮军却不易保持作为湘军特点的思想训练，这也许不足为奇。渴求财利成为李鸿章部队大多数人的主要动机，尽管这些人也许是好战士。

李鸿章的方法是尽可能按照湘军制度改造这些部队。部队定期发饷，每日唱以“爱民”为主题的歌。但是在必须迅速补员和扩充部队的紧急状态下，他不得不将从皖北招募的新兵未经适当的训练，便编成新营。他至少聘请一名以上中过科举的人，如翰林院编修、与李认识多年的刘秉璋，担任统领。但是为了应付迫在眉睫、不断扩展的战役，他还得依靠强悍骁勇的刘铭传(西乡一名土豪)、用兵方略高明的程学启(前太平军)和骁勇能战但却贪赃好利的郭松林(原为木工，据一份报告称，他在一次军队出征中曾携5妾随行)。李鸿章在给他部将的信中，时常劝告他们管好军队，遵守纪律，不得扰民。李告诉他的一个朋友，他取“不爱钱、不怕死”作为自己的信条，以此为他的部将树立榜样。他自己时常在作战时骑马到前线，他个人的勇敢表现甚至赢得了西方观察者的赞赏。但是，坦白说，对于他的部将和属官的贪财行为，他不得不睁一眼闭一眼。当曾国藩就淮军纪律不良的报告写信给他时，李仅仅回答说，他正作函尽力禁诫诸将，并且即将作一次巡行。

筹划收入来源，是仅次于部署军事战役的一个迫切任务，李鸿章面临一个必须同现状妥协的类似问题。这从他对厘金的管理方法上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厘金是在太平天国叛乱初年制定的税项，长期以来在商业富庶的上海地区，征收税率特别高。李于1862年4月初次到达时，江苏东部厘捐系统由贪赃恶名昭彰的布政使和上海道吴煦包揽。吴每月征收厘金10万至20万两，根据李给曾国藩的报告，我们知道他私挪用于军事目的的款项多达40%。李打算在可以不需要吴工作、尤其无须他担任李与常胜军之间的联络工作时，就将他调离。吴煦实际上于1862年末离职。李鸿章曾请著名的湖南士大夫郭嵩焘代替他，出任上海地方主要的财务官员。然而，郭婉辞这一约请，而出任李手下的苏松粮储道(不久迁两淮盐运使)。李最后安排黄芳为上海道，黄原署上海县，了解当地情况，并且是由曾国荃推荐给李。有的学者曾引李鸿章这些举措作为他在江苏建立一个私人“官僚机器”的证明。实际上在当时环境下，人事更动是必要而且可取的，不论郭嵩焘还是黄芳，都不能证明他们是在李鸿章僚属的小圈子之内。无论如何，李鸿章在吴煦调动前后，在上海实行了财政改革。薛书堂，一个河南籍进士，前江苏常州府知府，李鸿章向曾国藩称赞他“敦悫廉谨”；王大经，浙江举人，曾在皖北军营，李鸿章认为他“办事实心”。他们两人于1862年7月被指派办理上海捐厘总局，包括冯桂芬在内的一些著名士绅，也接受任命在局内工作。至于江苏布政使一职，李提名由原该省按察使、有“朴实爱民”称誉的刘郇膏兼理。

虽然李鸿章的确曾将一些他称为“君子”的人引进江苏财政管理机构，然而实际上他不得不同在厘金征收制度中发展起来的既得利益者妥协。李鸿章的目的在于将“[厘局]委员之侵蚀朦混”革除净尽，他将许多人从各捐局斥退。但是他感到他不得不保留像金鸿保这样声名狼藉的人员，因为金同地方上有许多联系，而且他发挥了这种后来成为必不可少的专长。李在一封信中向曾国藩解释：“金鸿保黠而酷，专管货捐局，月人七八万，责任綦重，难得替入。其才智当随风气为转移。”1862年7月后两年间，李着手许多种新的厘金征收，而且一般都提高了税率，随着城镇和商路从太平军占领下收复，新的厘卡建立起来。1862年秋李鸿章管辖下的厘捐月入增至20万两，1863年全年都在稳步增加。这一收入使淮军的扩充和李定期给曾国藩部队汇拨款项成为可能。但是像一些江苏士绅最终抱怨的那样，随着厘金税负和卡所成倍地增加，征收制度的种种弊端也与之俱增。

李鸿章是否自己就有攫取私利的意图，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贪污系统的首领呢？从他后来所掌握的资金来看，有关他积攒大宗财产的传闻是不可避免的。李自己写信给他的朋友说：“鸿章以窭人子当暴富之名”。不过他的信函表明，他手边经常拮据，不仅为了要满足他所管辖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需要，而且还要援助曾氏兄弟，送给他们武器和银锭(由官有轮船运送)。淮军在战争中大肆劫掠，看来李本人并未参与。在给潘鼎新的密信中——潘是非书生出身的淮军统领，从1850年代以来一直是李的朋僚，我们知道李一再劝诫潘约束士兵，不得“扰民”；两人之间从未有过金钱往来的任何细微迹象。除了由李委派为厘局主管的薛书堂是他在1862年才遇识的一名江苏官员外，我们迄未发现李同他的厘金征收人员之间关系的情况。不过，在这时期在江苏厘金局工作的已知10名官员中，有5人是李的原籍安徽人。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时任京官并且是大学士倭仁守旧派一员的江苏著名士绅殷兆镛，曾上疏指责李办理厘捐所用的人都是“官亲、幕友、游客、劣绅”。李鸿章本人是否和他的一些厘金征收人员一样受贿贪赃，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没有试图对厘金制度和淮军进行更彻底的改组，则是他的过失。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李也许别无选择。但是他对眼前现实的承认，对他关于中国所需实行的政策的构想，有重大的影响。李鸿章虽然忙于组织战役和募集款项的紧迫任务，他仍挤出时间就国家大政方针提出许多建议。和同治时期其他士大夫一样，李注重恢复农业经济，并且坚持历代相承的治理原则。不过，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的旨在增进国家“富强”的建议，随着中国外部危机的加深，他日益关注国家的富强。李的一些建议——关于传统的行政管理问题和“自强”这两方面——受到由李招请入幕的著名经世学者冯桂芬(1809-1874)的影响。但是李并未接受冯的全部思想，他在建议中所强调的只是他自己的想法。

李鸿章并未忽视备遭战争创伤地区的赈济和善后工作。1862-1863年冬，他在上海以西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设立“善后抚恤局”，向收复地区无家可归的农民发放钱米。官员受命向士绅筹捐，以应紧急的赈济，并且购买种子和耕织工具发放。据称省一级政府此项费用每年不下“数十万缗”，但是仍然指望地方官员和士绅作更多的捐献。李鸿章还向朝廷提出豁免或减轻田赋。豁免限于各府县收复后第一年，由于他的军事需要和朝廷要求大米运京，在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地区，如江北地区，李甚至以“募捐”或“亩捐”形式向地主征收新税。但是李鸿章确曾于1863年6月向朝廷建议，对于赋税特别重的苏州、松江和太仓地区漕粮应永予减轻。这一重大的建议是效法胡林翼等人在沿江各省提出减税的前例；它得到曾国藩的赞同，曾还在李的1863年6月奏折上联名会奏。但是这份奏折主要由冯桂芬和江苏布政使刘郇膏草拟。刘郇膏实际上不如冯桂芬雄心勃勃，他只要使田赋或漕粮减额，而不必尽裁浮收，而冯则要将浮收全部裁汰。不过李鸿章赞同冯桂芬的计划，虽然他建议细节以后再行拟订，但是他至少向朝廷奏陈有关裁汰浮收的原则。李还在附片中按照冯的意见，激烈抨击江苏现行大户征赋有时只及一般农户四分之一的制度。李提出的原则一经朝廷准允，他即于1863年8月设局，拟定具体计划，由冯桂芬负责进行。

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李鸿章经常亲自参与该局的工作。1865年在体现所拟新税率的最后奏折上呈朝廷时，他再次强调“大户与小户”税率差别必须改正，并且提议至少传统的浮收应予减少。1865年初，他着手进行一项重大的计划，吸引其他地区的移民到受战争破坏特别严重的常州府。他的长期朋友、和他同为曾国藩门生的陈鼐在这一工作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据说未及数月，便有一百余万亩土地投入耕作。

李鸿章虽然在农业解困方面工作出色，但是他对同治时期一项重大政策，即坚持必须选取德才兼备的人充任官职，是否给予同等的强调，却值得怀疑。在李鸿章1862-1863年信函中，我们读到下面这样的话：“吏治亟须整饬，我辈皆当以振兴人才、挽回风气为责任。”但是随着一些地区从太平军手中收复，他需要荐人担任地方政府职务，看来他对候选人的才能比对他们的品德更为强调。他批评一个道员“良善有余，英断不足”。

他见到一个他所延揽的署理道台“德优于才”，便于任期满时将他调走。李的目的在于发现“朴质勤能，著有成效者”。但是他对于属下府县官员，主要关注的似乎是他们创造收入、特别是向富绅索取捐献以应军事用费的才干。总的说来，他对在乡士绅并不喜欢。他痛斥“刁劣绅董”将政府税捐转嫁到“穷民”身上；他认识到“租捐大户率多抗欠”。在上述关于江苏田赋改革的奏折中，他不仅提议取消“大户”特惠的税率，而且建议对于短交或从事所谓“包揽”(为权势较小的地主承担纳税责任，从中取利)的士绅，无论举贡生监或职官，一律执法相绳。这些都是重要的建议，但是另一方面，这似乎并不表明李鸿章关心地方治理的基本状况。在李的函稿和奏折中，难以见到有关衙门胥吏滥权或府县官员捐官流弊的任何讨论——这些问题却为冯桂芬等人所深切忧虑。

和同治时期其他官员一样，李鸿章还提倡使科举考试制度重新获得活力。他于1864年向朝廷建议在苏州设立新科，次年提议增加上海及其邻近地区乡试名额。1865年他担任新收复的南京首次乡试监临。尽管李鸿章在其职责范围内做了这些事，从他的信函中看，他似对宣扬儒学并不十分热情。对于重印历代文献，他似乎未做太多的促成工作。就目前所知，在1864年至1865年间，他只负责重建两个书院，两个都设在苏州。李在这个时期的信函，几乎没有涉及书本上或文化方面的问题；他曾经十分重视文学和学术，这时一定已多少有了改变。1861年以后，他显然已不写诗。他还放弃了过去收藏书法用笔佳品的癖好。

尽管李鸿章并不是同治朝重振儒学的中心人物，他却从另一方面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倡导以增强中国国力俾得应付国外挑战为目的的新政策。李不断为西方侵略的明显事实所恼怒。他同华尔的继任人，特别是白齐文，甚至态度较为合作的戈登，都有过争执。李觉察到常胜军虽然由中国人指挥，却不免受英国很大影响。1863年秋李泰国要求将他替中国购买的一支舰队置于自己绝对控制之下，李鸿章对此十分愤慨；1863年10月英国陆路提督伯郎要求英国军队参与对苏州的进攻，李十分怀疑他是否出于希望扩展外国在内地特权的动机。李曾于1863年3月奉旨署理通商大臣。他注意到西方商人和船主不仅在上海，而且也在开放不久的长江口岸活动日益增多。虽然至迟在1863年春，他已开始认识到欧洲人的主要兴趣在于通商，并无立即侵占中国土地之意，但是他相信这种情况随时都会变化。李鸿章开始在这一长远的背景下使用“自强”一词。他于1863年4月给一位当时在北京居高位的从前老师的信中写道：“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1863年11月初，提督伯郎要求派英军参加对苏州的进攻，而当时李泰国舰队问题尚未解决，李鸿章写信给当时离任在福建的一个朋友：“盖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李鸿章抵达上海后不久，便为淮军一些营筹划购置和使用西方武器。他还雇聘外国教练，包括常胜军的军官，由他们训练军队，并且教中国人使用火炮。不过他很快就相信，中国人自己应当采取措施获得他认为西方军事力量的基础——军事工业。早在1862年9月，李鸿章请华尔推荐外国工匠指导中国人制造炮弹。与此同时，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劝曾在安庆内军械所雇用外国工匠，采用新技术，那里当时集中了一批有才能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制造中国旧式火器——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人便已在制造这种式样的抬枪和火绳枪。李的部分动机只是在于保证军火武器的供应，他一直以昂贵的价格购入这些军火武器，但是毋庸置疑，他也想到自强的长远政策。1863年2月，他写信给曾国藩，叙述他对英、法军舰的访问：“鸿章亦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唯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5月，他写信给曾国藩谈及他到上海后所知道的世界历史，说到在国际竞争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强大依赖现代武器的事实。“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能加意于此，百年之后，长可自立。”同月晚些时候，李鸿章获悉李泰国正在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要按照他的条件接收他的舰队，李在给曾的一封信中惊呼：“唯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李鸿章自己设法在上海设立兵工厂。他计划从香港购办“造炮”器具，雇聘外国工匠。他很难觅到合适的外国人员；不过他发现上海两家有中国工人的小型兵工厂，便要在广东有督造军火经验的中国官员丁日昌到上海，负责其中一家新工厂。李后来于1863年在上海附近的松江设立第三家兵工厂，这家工厂是在常胜军医官马格里领导之下；马格里制造弹药和火帽，曾给李鸿章留下深刻的印象。1863年末，曾国藩手下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说服曾派遣受过美国教育、当时在上海经商的广东人容闳去美国购置机器，这些机器能够转而制造中国兵工厂所需要的机器，李鸿章对此欣喜万分。他为容闳出行筹措资金，并且向曾国藩祝贺说，此举标志着“海疆自强权舆”。

虽然李鸿章急于将西方机器引进中国，但是他也认识到在机器背后另有复杂的知识和技术。李自己对于西方科学只有一般的概念，然而他开始相信，中国在武器方面能够同西方竞争之前，政府的人事政策必须作重大改变——而且他竟然大胆破例将这一想法提请总理衙门注意。1863年3月，他奏请在上海和广州设立新的外语学校，自他看来，设立此种学校的目的不应只是培养对外交谈判有用的译员——这正是总理衙门于1862年设立同文馆的目的——而是应当进一步培养中国青年学习数学和科学，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揭开西方技术的秘密。“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在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

然而，李鸿章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这样一个培养计划上面。一年后，他的上海小兵工厂内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使他进一步感到失望，他开始相信，要使中国能够造就优秀的工程师和工匠，就必须有大量有才华的学者致力于技术，而这个目标只有通过改变科举考试制度本身才能达到。1864年春在一封致总理衙门信中，李鸿章令人信服地主张，为了使中国能够对付西方列强的威胁和欺凌，绝对必须像德川时期的日本那样——访求制造机器的机器，让有专门技能的年轻人献身于工业。海外蕞尔小国日本尚能及时改变它的政策，中国难道就不能改变自己的政策吗？李指出，中国之患在于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没有学者身体力行，探究技术问题(即所谓“艺”)的究竟。他认为，只有朝廷决定鼓励技术，这种状况才能得到改变。他提议应在科举制度中为专攻技术的人创设一个新的科目，“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这一封信和李1863年关于设立外语学校的奏折，两者都有受冯桂芬影响的痕迹，从冯1861年所写文章中可以发现十分近似的思想。不过这些信函无疑代表了李鸿章自己的信念。李没有像冯走得那么远，将拟议中的新科与“西学”等同起来，但是他说到西方国家时的确毫不含糊地声称，中国应当“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指出，可以获得的中文军事技术著作，如丁拱宸的《演炮图说》(1841年)等，都不过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他赞扬日本人派年轻人去西方国家探究新知识。李指出，他的建议包括制度的改革(“变法”)，但是他提出的根据是局势的严重性要求实行这样一种激烈的方针。

然而，对于总理衙门来说，李鸿章显得过于大胆。一年前总理衙门曾支持李关于上海和广州设立外语学校教授科学和数学的建议。但是总署并不赞同他关于科举制度方面的新建议，尽管恭亲王及其同僚将李鸿章原信附于他们的一份奏折，上呈朝廷。

如果说李鸿章思想的务实特色促使他提出科举制度方面激进的改革，那么，他是否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清朝制度中同样未能令人满意的其他方面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他向朝廷建议士绅大户和一般农户税捐负担应当平等，他却没有对诸如卖官鬻爵和吏胥舞弊等地方治理的常见弊端，给予太多的考虑。李鸿章确曾设想过在与他增进国家富强的目的直接有关的两个领域——军事制度与经济政策中实行某种总体改革，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在这两方面，他的看法受到了他认为是否可行的严重制约。

虽然李鸿章并不歆羡他在上海所看到西方力量的一切，但是后者确使他信服欧洲制度的一个重大优点，即它们武器的质量使军队能够以少胜多。正如李在1863年5月写给曾国藩信中所说，“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一支人少而有战斗力的军队，它的好处很明显，由于用费省，可以厚给薪饷，士气也得以维持，而湘军和淮军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人数并不多，却经常为筹措费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士气和军纪的问题所困扰。即使打败了太平军，湘军劫掠了大量财物，却仍有大批官兵开小差，李鸿章发现维持淮军纪律日益困难。1864年8月，南京收复后，曾国藩立即采取措施将湘军裁遣，李奏请朝廷将淮军从当时70000人左右裁减至30000人，其中包括用于“海防”、以洋枪炸炮装备的22000人。但是，如果要求素质较高的淮军裁减和改善，那么作为皇朝正规军队主体的绿营，正在训练使用西式武器，是否也应予以裁减呢？李鸿章认为直接向朝廷或总理衙门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审慎的；他便于1864年10月写信给北京的两名官员——他的朋友、御史陈廷经和前江苏巡抚、时任总理衙门大臣薛焕，他们都有条件就新政策提出建议。李提醒他们西方侵略有继续的可能性，再次建议顺应局势而变法，尤其是要彻底改组绿营，并以新式海军取代旧式水师。李写信给御史陈廷经：“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弓箭，专精火器，……选用能将，勤操苦练。”陈廷经接受李的建议，奏请改革绿营和各省水师。但是正如李也许曾经预期那样，朝廷并未根据陈廷经的建议采取行动，而是将它转给曾国藩和李鸿章考虑!

毫无疑问，李鸿章真诚地相信必须进行全帝国范围的军事改革，虽然他给在北京的朋友写信，也许表明他可能试图向朝廷表达这样的想法：目前太平军叛乱已被镇压—去，具有勇营或“非正规部队”地位的淮军，仍然有其用途。无论如何，在李的心目中帝国正规军队改组的模式就是淮军本身。从1862年开始，淮军已采用西式武器和西法操练(而且它很快便采用英国口令，按音译成中文，如“前进”掖forwardmarch业译成“发威马齐”)。但是军队最初的组织体系仍然没有改变。尽管李鸿章于1864年夏曾认真考虑过遣散军队内较差的各营，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想对保留下来的30000人作任何组织上的全面改革。李裁减部队的计划事实上并未实现。曾国藩曾劝他保留兵力，以便同捻军作战，从1864年11月开始的几个月内，淮军奉旨在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和直隶同捻军作战，在福建同太平军余部作战。到1865年6月李鸿章去南京署理两江总督(接替当时负责同捻军作战的曾国藩)时，他只将他所部10000人裁遣；其余60000人中，有不及20000人留在江苏。

不论李鸿章曾抱有怎样的希望，一项全帝国范围的军事改革显然没有可能了。他写信给曾国藩，痛惜“各省饷源已涸，而徒养无用之兵将”。李坚持不懈将西方军事技术引进中国。从1864年9月开始，他同总理衙门讨论在上海设立一家能够制造机器、建造船只和生产军火的大型兵工厂的计划，他从1864年6月起就信赖上海道丁日昌关于此事的意见。1865年春，总理衙门向他征询关于派遣八旗官兵出国学习兵工生产技术的可能性。李致函总署说，他很久以来一直在考虑派遣学生到西方国家，“一探其巧技造作之原”，但是由于满、汉人员中几乎无人具有数学以及像机械学这样科学的必要准备，最好还是先在中国兵工厂接受训练，学习这些课目。1865年夏，丁日昌筹划购买上海沿江一家美商“机器铁厂”，建立了著名的江南制造局，它由李鸿章先前在上海设立的两个小兵工厂，加上容闳在美国购买、于次年运到的机器，合并组成。李于1865年9月一份向朝廷报告的奏折中，提到御史陈廷经关于清朝军队需要西式武器的奏折，并且力陈迫切需要机器制造，以应付中国日迫的外侮。李写道，兵工厂一旦建立，“尤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在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滑膛枪和榴弹炮直接用于淮军攻打捻军之时，建造轮船和以西方科学技术训练青年(包括为此目的而派遣八旗军队中的满族青年)的计划也在制订中。

李鸿章在江苏的几年，主要关注的虽是军事，但他也认识到任何国家的军事威力都有赖于该国的经济状况。我们从他在1862-1865年的信函中看到他在中国所处新的国际形势背景下，使用了诸如“利权”和“富强”的传统词语。上海华商——“大半寄寓洋泾浜与各洋行”——其中有很多人都能够拒绝政府为军事需要而要求他们捐献，甚至由“[英、法]领事出头抗庇”，这些事实使李鸿章深为激怒。我们已经看到，李鸿章时常痛惜上海和宁波的经济发展甚至行政管理，都控制在西人手中。当然，他从外贸商品中得到了大量的厘金收入，但是清朝军队继续遇到的财政困难，以及历经战乱的江苏已成一片废墟，与上海外国租界的繁荣景象形成对照，这一切都使李鸿章相信中国在物质方面不如西方。1863年末，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中国未来的问题“不患弱而患贫”。这在当时确是卓识。

然而，除了由华商在条约口岸之间航运外，李鸿章一时还提不出切实可行的经济方案。早在1862年7月，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当时江苏沙船因西方船只在华北口岸牛庄和芝罘揽载大豆贸易的竞争而趋于衰落，他不得不考虑采取保护措施。尤其鉴于这些沙船有赖于漕粮从上海运往北京，李向朝廷建议，原来条约规定禁止外国船只在这些口岸进行大豆贸易的条款必须恢复。然而总理衙门认为此事必须向英国人让步，因而不可能做到。1865年春，李鸿章感到他所能做到的，至多是请旨允准降低沙船商应交税额，使他们得以生存下去。但是这时候他也想到，从长远看，他们只有舍弃沙船，改用西方帆船和轮船，才能够同外国人竞争。李还认识到，条约口岸许多中国商人实际上已在以外人名义注册，投资于西式船只；最好还是让他们中止这种同外国人的私下串通。1864年10月，李接受丁日昌的建议，即必须谋求总理衙门准允，更改清朝关于航运的规定，使中国商人能够合法拥有西式船只。正如丁日昌在上呈李鸿章禀帖中强调的那样，如果中国商人在几个口岸能拥有二三十艘轮船和大约一百艘西式帆船，向政府正当登记注册，那么，这些船只不仅在战时可以用于军事运输，而且还能够为中国人同西方商行在中国展开竞争打下基础，也许会终于使后者从中国水域退出。丁日昌写道，这样一支船队“不唯壮我声势，亦且夺彼利权”。李鸿章将丁日昌的建议呈交总理衙门，并且加上自己的看法：“唯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这个建议得到总理衙门允准，虽然因同沿海其他各省官员咨商而耽搁，但是允许中国商人拥有洋式船只的规定终于1867年颁布。

尽管李鸿章的爱国精神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中国商人，然而他却坚决支持一项对商业不利的政策，那就是继续征收厘金税。虽然厘金对于商业如此有害，他却感到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可以满足中国军事上持续不止的需要，即使在叛乱镇压下去以后，也依然如此。多数省份农业生产纵然恢复，田赋收入能否大量增加，仍是一个问题。1863年，李鸿章的行政机关根据冯桂芬建议，对江苏东部少数地区进行试验性的土地丈量。然而由于没有得到地方官员和士绅的支持，丈量的结果表明，应课赋税的土地面积竟小于原来册籍所载!李鸿章相信厘金对于中国自强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他没有指出这和他建设一个富庶昌盛的中国的目的是否不一致，而以“自古加赋则为苛虐，征商未为弊政”的说法作自我辩解。然而李的确看到，机器的引进将最终使国家更加富裕。在同一份奏折中——他于1865年上呈这份奏折为厘金辩护，以回答江苏著名士绅对其治下厘金税款苛重的攻击，他请求朝廷考虑这样的事实，即西方国家“专以富强取胜”，而中国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于尊王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在1865年9月请旨设立江南制造局的奏折中，他表达了对于江南制造局终将生产有裨农业和工业的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的希望。李预期几十年后，中国人将会精通西方技术，“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李后来在19世纪70年代努力实现这些主张，当时他的浓厚兴趣在于鼓励用西方机器开采矿山——他指出这是“借地宝以资海防”。在我们所考察的年代，李鸿章从一个胸怀壮志的科举应试士子崛起，而跻身于声望卓著、权势显赫的官宦之列。但是在他事业的这一形成阶段，他是否仍然属于儒家“文人政治家”的通常模式之内？我们曾经指出，李鸿章虽然早年科第得志，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务实人物。无论如何，从1853年(他时年30岁)开始，为了军事和行政工作，他放弃了学究式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有过性格与李相似的人；文人而成为军事主将，也并非无所闻。其实在咸丰、同治年间有许多官员便是这样。事实证明，李对于猎取功名雄心勃勃，意志坚决；他对金钱在治军作战上的价值所知甚深，但他个人是否贪污，是很难解答的问题。他和常人不同。有许多儒家官员只注意个人升迁和权力，他们善于钻营而不勤于职守。在我们所考察的年代，李鸿章忠于王事，是无可置疑的，他对自己名利的强烈渴望，并没有排除他对朋友的忠诚和关心，这一点也有大量的事实足以证明。

但是，不管李鸿章是否偏离了儒家个人行为方式，他在这个时期正逐渐离开中国历代相承的文化价值，而且他关于国家大政的建议也不能只从儒家经世准则的范围来说明，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李鸿章对文学和学术兴趣的减退，必定开始于1850年代中期。但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他对于中国外部危机的意识，亦即他在1862年到了上海后产生的意识，导致他接受了某些新的价值。我们可以将他对中国——他的“中国”或“中土”——的关注，以“儒家爱国主义”一词涵盖之。当他关心土地和人民的安全和独立时，他并未意识到他忠于统治的皇朝——儒家信徒认为最崇高的一种感情——和关心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其间有任何的矛盾。无论如何，李鸿章的爱国情感如此强烈，使得他修正了一些他曾希望实现的观念。在他必须不断地对付戈登、李泰国和巴夏礼威胁的年月里，对他说来，追求中国的富强，比起学习文学和经书更重要得多，而且国家富强问题，就其含意来说，确实也比道德修养问题更为迫切，因此也更加重要。也许有人会争辩说，这种包含学者专攻技术在内的集体目的和途径的追求，与道德无关，无从区分其是非高下。自中国兼容并包的传统来说，追求富强与技术，有合乎儒学现实主义的一面，而且中国人毕竟并非一直忽视技术。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对于富强与技术的追求，在儒家传统看来，仅仅是表面的、次要的，而对于李鸿章，却是他所关心的最重要的关键问题。

熟悉19世纪中叶欧洲政治家治国才具或幕府末期日本思想激荡历史的研究者，必定认为李鸿章提出的革新方案是相当温和的。李的主张和西方及日本的“国家建设”比较，显然缺乏近代化的总体方案。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李不仅提倡近代军事工业，他也鼓励中国商人同西方商行的竞争。而且李是清朝高级官员中鼓吹在官办学校教授西方数学和科学的第一人，他甚至建议科举制度应为钻研机器制造技术的人专设一科。虽然改革科举制度使之更裨实用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但是李鸿章和他的顾问冯桂芬却是首先建议应当以异族——换言之，夷人——的知识，作为政府选拔人才的标准。李鸿章和冯桂芬还令人瞩目地偏离了自古以来，尤其宋代以来成为中国历史特征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

李鸿章的建议在某些方面虽是大胆的创新，但在另一些方面却是明显地不足。尽管他表现出一定程度文化上的开明思想，他却从未怀疑儒家礼教之下的社会政治秩序——李的忠君也就是忠于这个社会政治秩序，而这个社会政治秩序又是他个人成功和权力的源泉。有证据表明李鸿章并不是一直支持在乡土绅的利益。他急切希望获得更多的政府收入，毫不迟疑地建议让有权势的大地主承担他们应纳份额的赋税。然而，李在地方治理和审理案件及其他事务上的改革思想，看来不如同时代的同治朝许多士大夫。而且，李鸿章在同太平军作战中官阶步步高升，似乎限制了他对变革的眼光。尽管他希望帝国的其他部队以淮军作为榜样，他却找不到纠正淮军自身弱点的办法；他从弊病丛生的厘金征收制度中看到了国家收入的可靠来源。尽管他愿意对中国文化加以改造，以便引进西方技术，他的改革建议却到底不是全面的。事实上，李的改革方案只限于教育和人事政策、军队的规模与训练，以及鼓励部分商人利用西方技术同外人竞争。尽管他具有爱国精神，李鸿章的思考看来并没有触到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未具有使他更加关心行政与政治改革的道德感情。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他的时代，清政府和社会衰朽而难有救药的环境下，他不正是十分务实，的确做了许多当时的政治条件所允许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