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轮船招商局早期历史看官督商办的两个形态

笔者曾撰《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一文，讨论该年上海金融、商业危机的背景与经过，并略论中国商人亏损对于当时新兴企业的影响。但是1883年上海经济恐慌不仅影响中国商人(包括已投身于新兴企业的商人)资产的损失，同样重要的是官督商办制度性质的改变。以当时规模最大、经营也比较成功的轮船招商局为例，在1883年以前，曾有不断扩展与革新的倾向，但是到了1885年以后，招商局及其他多数新兴企业则不常有“再投资”式的发展，而且管理趋于官僚化。这当然不能说完全是1883年这一年秋冬之间金融危机的结果，还必须考虑到更根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上的原因。但是我们若自1883年经济危机作进一步研究，也许可以发现决定官督商办企业成败的主要因素，借以加深对这一种制度的了解。

本文根据的资料，一部分是笔者多年前研究中外航运业竞争史时搜集的。1982年访问上海时曾直接或间接抄得若干件盛宣怀档案里的资料，谨此向有关学者致谢。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盛宣怀收存信件中有关工商企业的材料，本文用到的只是已出版的一部分。本文提出存疑的一些问题，希望将来其他资料出版时，可以解决。

官督商办的“商承”形态

就轮船招商局这个典型的新兴企业来说，所谓“官督商办”是当时清政府设立工商业机构的一种制度。但是官督商办企业并不完全是政府机关。虽然政府在这些企业创办之初每多借予官款，但此种官款乃属贷款，并非“官股”。企业的“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同时这种工商业机构又是一个“局”，有时叫做“商局”。“局”在清代是正常行政系统以外的机构，常由绅士或仅有虚衔的官员主持。主持局务的人由政府大官“札委”(也就是说由官出“札”，给予“委员”的地位)，可以有“总办”、“会办”等职位，但是他们基本的地位是商，不是官。1873年起主持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徐润本来是商人，他们是应政府的“招商”而出来承办新式企业的人。唐廷枢是“商总”，徐润等是“商董”。轮船招商局一开始就承运江浙以及长江各省的漕粮。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的地位札委唐、徐等人，但他又札委两三个人(包括盛宣怀)为漕务会办，帮助招商局和各省官吏洽运漕粮，或在上海“采买”米石以代替漕粮，由招商局轮船运到天津。招商局整个企业(主要业务在于揽载通商口岸之间中国商人货物)，是由唐、徐等商人包办的。1873年李批准唐等所拟的章程里说：“商局设于上海，议交唐丞廷枢专管，作为商总，以专责成，再将股分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协同办理。”又说：“事属商办，似宜俯照买卖常规，庶易遵守。”财务的事，则归“局内商董、司事公同核算，若须申报即照底簿录呈，请免造册报销”。唐廷枢、徐润有买办的经历。唐在1863-1873年之间任怡和洋行上海买办。徐自1857年年初在宝顺洋行任职，1861-1868年为该行买办。买办虽为外商洋行服务，但与外国行主，常有矛盾。唐廷枢有一次乘坐洋商轮船，遇风停泊，看到船主限制中国船客每日饮用之水，而装载在船上的羊却可以随便喝水，十分愤慨。60年代后期起，他常就业务问题，代表附股洋轮的华商向洋行提出抗议。1873年，他辞去洋行职务，和徐润联名为招商局招股，说明只许中国人入股。“洋人资本充盈，难保无放价以困我乎？则枢、润亦曾计及。第洋商远涉数万里，原系谋利而来，若肯以已得之利，不患折阅，与我抗衡，是亦商贾之利也，何必拒之？……枢、润不虑资本之未充，亦不虑洋商之放价，惟盼各帮联络，共襄大局，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土，岂不美哉!”这一段话在招商局最初10年的历史里得到了证明。唐、徐办招商局的政策是尽量扩充，多买船只，多辟航线，以增强与洋商竞争的能力。虽然政府的借债和优厚的漕粮运费对招商局是极大的帮助，但是唐廷枢、徐润的确尽力扩充招商局，与洋商竞争。1874-1876年三年间，他们招到的股本(多半是唐，徐本人和他们亲友的股本)，仅从47.6万两增加到68.5万两，但在既要发股息又要付官款利息的情况下，招商局仍添购8艘轮船，以便与外商竞争。到了1876年年底，外商在华轮船企业几乎无利可图。规模最大的美商旗昌公司终于将16艘轮船以及各口码头仓库都卖给招商局，使招商局在中外航业竞争中取得压倒优势，一度拥有船只30艘，走沿海和长江7条航线，而怡和洋行只有6艘轮船，走3条航线；太古有8艘轮船，也只走3条航线。招商局为了购买旗昌轮船、码头等产业，欠了清政府和钱庄巨额款项，在1877年到1883年间困难重重，但业务却大有起色。招商局与太古、怡和就长江、天津、福州三条航线，订立“齐价合同”，起初分数占得最多。1878年股本集到80万两。据唐廷枢、徐润说：“弟枢期功之亲友共有八万余两，戚党又二十余万两；弟润所招亲姻之股亦不下此数。”唐、徐二人及其亲友的资本合起来应占招商局当时股本的70%。1882年，股本招足100万两，决定开拓外洋生意，除已有一船走新加坡外，另订造四千吨轮船两艘，走檀香山、北美和英国；吃水浅的中号轮船二艘，走朝鲜和越南。1883年，股本增至200万两，拨还官款将近100万两。1882年每股面值一百两的股票，上海市价有时高至220两。唐、徐虽然做过洋行买办，但是他们对于挽回国家航运利权、建树新兴企业是有贡献的。

一直到1883年秋天，唐廷枢、徐润还能维持他们包办局务的地位。他们依靠的主要不是“总办”、“会办”等官衔和官场关系，而是他们的资本和管理新式企业的能力。当时已有官僚想在招商局安插私人，唐、徐等商人免不了要敷衍应付，但是局内重要的位置，他们却抓得很紧。盛宣怀介绍私人入局，至少在初期常被唐廷枢拒绝。各埠分局负责人，多数是曾充买办又在招商局投资较多的人。天津分局“商董”是“知府宋缙”，知府很可能只是虚衔。粤闽南洋总理局务陈树棠和汉口分局商董刘绍宗，原来都是买办。广州分局商董唐廷庚是唐廷枢的弟弟。实际负责上海总局日常业务的是徐润本人。李鸿章深知唐、徐的长处。1877年盛宣怀凭着他为招商局筹借官款购买旗昌轮船的功劳，向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建议“添派大员督办，以一事权”，无异自荐。但是李鸿章并不予以支持。李氏致沈氏的信中却替徐润说话：“两年以来，局务最为纷拿。徐雨之独立支撑，艰苦万状，而粤人性愎，不受谏诤，同事多与縓龁。然无雨之，则已倾覆……挂名只盛杏荪(宣怀)，朱毅甫(其诏)，倘再求退，可否听其自去？”盛是李的幕僚，李当然希望通过盛宣怀探听唐、徐等人办理招商局的情形，并且要盛不时和唐、徐“通盘筹划，妥定章程”，多少负一点责任。但是为了局中和衷起见，李鸿章却让盛宣怀于1879年卸去招商局会办之职。直到1883年金融危机之后，盛才回局。

在唐廷枢、徐润看来，他们所办的是商业；商人投资要营利是正常的事。1877-1881年间，在北京的一些御史和其他官员多次上奏指责招商局营私图利，甚至有官员主张设置官股于招商局中。唐廷枢和徐润就很坦白地说：“孰不知利系商人所应谋，非若官常须励廉隅可比？”他表示：如果政府派人干预局务，他和徐润可以“变卖船只埠头，归还公款有余，散此公司，另图活计”。1881年南洋大臣刘坤一奉旨查办招商局，建议招商局所欠官款90余万两，若不从速归还，该款就应改作“官股”，以增加官方的利息和控制力。唐、徐等上禀李鸿章说：“官商本是两途，名利各有区别。轮船揽载是为利非为名。生意一端，未有利不敷而能持久也……诚以体制攸关，官似未便与民争利；经营之术，商亦未便与民勾稽。是夹杂官商，实难全美。”这时李鸿章还是支持由唐、徐包办的制度。他在奏章中屡次申述：“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他认为唐、徐办理招商局已“渐有起色”；官款总是要还的，还了之后也并非“官即不复过问，听其漫无钤制”。李氏仍似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商人无法继续保持承办的能力。因为在官督商办的商承形态下，招商局的前途和他们个人的营业关系非常密切——这是承办制度的一种大缺陷。徐润从1868年初不再做买办后，自营上海、汉口宝源祥茶栈，在两湖产茶区域有七家茶庄。1882年茶业生意清淡，停止经营，他主要的营业活动除办招商局和归并于招商局的仁和、济和保险公司外，就是投资于房地产和股票。据他的自述，他因为相信上海租界和租界附近的地方将来必定涨价，大量购置房地产，到了1883年秋天，所购地产已达3220亩以上，已建筑的有320亩。这种投资对于当时中国的生产发展并无贡献可言，只是他的地产如果继续涨价，他的全部产业可以作为招商局的后盾。徐润投资于当时新式企业的股份为数虽然不小，但新式企业只占他开列产业的33%，而房地产却占57.9%。根据《徐愚斋自叙年谱》所记，徐润在1883年10月里拥有资产如下：

资料来源：《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4-36、82页。

徐润的资产不少，但是他负债很多——这和当时上海钱庄鼓励商人借款有关，徐氏“终年买地”，所靠的是钱庄贷款。1883年10月，他欠上海22家钱庄共1052500两，此外还欠股票抵押借款419920两，洋行房产找头抵款720118两，各存户存款329709两，共计2522247两，为上列全部资产的65.3%。徐润过去凭着“众商见信，凡有往来，如取如携，毫无难色”。他没有想到1883年10月金融风潮来到，各庄催逼交还欠项，不得不将所有财产交出。11月中旬，他派代表和钱庄代表商谈结果，“将余所有款三百四十余万，全盘推出，以镇定二百余万之款”。据徐说，“当时轮股跌到三四十两，保险跌至二十七八两，开平跌至二十九两，其余铜矿等各种股票更不可问”。——这正是1883年股票跌价对金融、商业严重打击的一例。

当时徐润还要同时处理招商局的债务。招商局因为这一年各口贸易不景气，水脚收入减少，而漕运业务又因各省办赈捐得免漕粮而减少。这一年招商局的收入低于过去5年的水平，而向英国定造的轮船即将来华，又需付款。据怡和洋行上海经理8月10日的信，招商局当时欠上海钱庄共175万两，以本局和开平的股票为抵押，“没有一笔现款就很难维持信用”。10月初，上海金融风潮开始时，徐润只得向李鸿章求助。李拨官款36万两借给招商局，也是参照盛宣怀的意见。那时唐廷枢正在欧洲访问，由他的哥哥唐茂枝(怡和洋行买办)代他以招商局上海金利源码头和一些地产作为抵押，向天祥、怡和两家洋行共借款743443两。这一项借款年息7厘，为期两年，似无其他条件。12月初，李鸿章派马建忠到上海调查招商局情形。不久盛宣怀也到沪，他单衔上禀南北洋大臣，指责招商局在徐润主持下，“本根不固，弊窦滋生”。徐乃于1884年初被参免职。马建忠等查账发现徐个人欠招商局162256两，结果由徐用现银、房地产以及向亲友告借的本局股票于当年抵还。

前此不久，于1883年12月间，唐廷枢正自欧洲乘轮赶回来，徐润还未免职，李鸿章曾札委唐、徐的同乡郑观应为招商局总办。而郑则辞不承受。郑观应不敢接受这个差使，是因为他的资产在1883年秋天大受损失。郑观应是一个有理想的爱国商人。1880年他仍任太古洋行的买办时，便已刊印《易言》三十六篇本，力言中国必须变法自强，与世界各国竞争。他对新式企业很有兴趣，在同一年接受李鸿章札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不久升为商务总办。次年，他又被委为新创的中国电报局上海分局总办。1882年春，他脱离太古洋行，任轮船招商局帮办。他摆脱电报局总办之职，但仍兼织布局的“商总办”，实际负责织布局招集资本，技术设计、雇聘洋员、购地建厂等事。织布局到1883年已招集商股5000股(应有50万两)，因织布机的技术问题而建厂稍为延搁。郑观应通过驻美副使容闳，请到一位比较高明的技师丹科。丹科到上海后认为必须把当地购到的棉花带回美国试织。结果发现因为当地棉花“质粗纱短”，要织好布，必须先将外国普通的织布机器加以改造。1883年，在国外特别订造的机器陆续运到，丹科回华帮助设计工厂，训练工人。杨树浦江边的场地也买到了。是年9月，正当织布局计划动工建厂的时候，上海的金融风潮来临了。

当时郑个人经营的生意有长江各口和天津、福州的揽载行，以及牛庄、汕头等处代客办货的北永泰号。这些行号过去帮助太古轮船的揽载生意，现在则和招商局合作。郑在上海有一家很大的川、汉、沪什货行仁泰昌号，又有一家恒吉钱庄。同时他买了不少华商新式企业的股票，如缫丝局、牛奶公司、玻璃公司、石印书局等。他又购有热河平泉铜矿和山东登州铅矿的股票。登州铅矿乃盛宣怀于1882年筹创，1883年底尚未经营。1882年电报局自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时，郑认股9000两。次年盛筹办奉天锦州煤矿，郑“认招”10万两。后来这项股票转为电报局局股，郑共有电股多少不详。

郑观应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地位也是“商承”性质。1882年4月，李鸿章依他的建议，奏准机器织布局专利10年，在此期内不准其他商人设立类似工厂。这个建议含有防止洋商利用华商出面设厂的意图。尽管织布局的“官总办”龚寿图有镇江绅士、原任翰林院编修戴恒作后台，但一切业务仍由郑观应负责。郑观应筹建织布厂向国外订造合适的机器，依据机器安装的需要设计工厂。这种安排是合理的，但是因此导致织布局未能及早设厂，耽搁了一年时间。已招到的股款因非急用，大部分存放生息。购股的人中也有人以股票作为抵押向本局借款(后来两次有人控告郑主办的仁泰昌号欠款不还，至少有一笔是用织布局股份押借的)。1883年夏秋之际，机器和厂址地基需要付款偿还时，局中现银不够，郑便用一些已为人认购但尚未交款的股票(可能就是他自己认购的股票)向钱庄押借现款，票面价值总计14万两，这时只能抵借7万两。接着上海市面大坏，织布局不但收不回已放出的款，而且还要付还新借的债，建厂的事只好停顿。当时郑观应实在无力接受招商局总办职务，全面负责局务。恰巧主持对法备战的彭玉麟奏调郑到广东办防务差事，他便于1884年3月辞去招商局和织布局的职务，到广州去。他个人欠织布局的款，于1884年内还清一部分，但“经手所押股票亏银1.3万两，又代他人借欠银3000两”，过了6年之后才清偿。

唐廷枢于1884年1月经香港回沪。他在上海和徐润以及一个姓梁的商人合营许多生意，至此都不可收拾。徐润欠他很多款，交给他的一些房地产和股票，一时都无实际价值。他与人合伙开设的崇德钱庄(徐润也有股)和乾有(译音)钱庄都在前一年年底倒闭。他自60年代起就与人合开的慎谦安茶栈则仍在。他经过香港时，曾向怡和洋行私人借款5万两。怡和要他在上海交抵押，他以一些房地产和一家商号的股份作抵，估计每年有4400两的租金和利润，只够8厘的年息。他回沪后整顿招商局的业务，“奈何今年沪市萧条，局船生意竭力招徕，究稍清淡……收罗水脚殊形吃力”。他清理招商局的债务，如李鸿章手下的要员周馥曾以数万两存招商局生息，现在要“提用”；而盛宣怀(时已回天津)曾私人借招商局的款至少3万两，四月间唐写信给盛，请他拨3万两还周馥。马建忠等查招商局的账，发现唐本人欠招商局77750两，由唐交出他仍有的局股八百股作抵。那时，新式企业的股票只有开平回涨。唐虽仍有开平股本，但招商局的业务已无法再担承了。夏间中法战争势将扩大，李鸿章批准马建忠与旗昌洋行所订密约，于8月1日将招商局轮船等局产全部移交旗昌暂管。唐免去招商局的职务，回开平继续办矿。次年6月，中法和约订立后十余日，招商局收回局产。7月底盛宣怀由天津到上海。这时李鸿章已经批准新章程，任命盛为招商局的“督办”了。

盛宣怀与官督商办的“督办”形态

盛宣怀接办招商局后所实行的制度，和1884年以前10年大不相同。当然招商局自始就是官督——“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用谁担任总商、总办，都是由李鸿章决定。但是当时的章程还有“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的规定，商办的因素重于衙门因素。唐廷枢、徐润虽然有捐纳的虚职和总办、会办的头衔，但是他们毕竟是商，不是官。盛宣怀呢？他本来就是官，虽然想做大事，但同时有志于做大官。他在70年代就参加洋务活动，和一般官吏不同之处，在于他除了熟知清朝官场的气习之外，还学会了新式企业的一些惯例，一方面利用新兴企业聚敛财富，另一方面又利用他的个人财富控制新兴企业，以加强他的政治资本。

盛宣怀原为李鸿章的幕僚，他追随李鸿章提倡收回“利权”、开拓“利源”，未始没有与洋人竞争的观念。他也的确具有理财的才干，能应付官商两方面的问题，主持全局。但是他办企业是从官的地位入手，用他的机智和算计能力，夺取控制企业的权力。李鸿章说他“素精会计”，又说他“机智敏达而乏毅力，……欲办大事，兼作高官”，是有知人之明的。盛宣怀不但精于会计而且善于联络各级官吏。1873年李派他为招商局的漕务会办，就是要他和湖北、江西等省接洽漕粮“采买”，请各省筹款在上海买米交招商局运到北方，以代替漕粮这一项实物税。盛承办这个差使，每年视各省采买托运的多寡，可以得到一二万或十数万也两页的“漕佣”——这就是凭借政治地位和官僚机智而得到的资金。1876年年底，招商局买并旗昌，就靠盛宣怀对南洋大臣沈葆桢献策。盛向沈指出沈自己都不知道有的两江“闲款”，可以借给招商局。他凭这个功劳就想做招商局的督办(已见前述)。后来他劝李鸿章修改商为承办的制度，使招商局几个会办“于各有责成之中，仍寓互为综核之意”，也都是想增加他自己的权力。1879年盛宣怀向李鸿章解释他之所以“坚请督办”招商局，说得非常婉转：“等而齐之，则名不正者事不成；驾而上之，则心不降者气不协”，因为李最注意矿务，1875年盛宣怀奋身以开办湖北煤矿自任，接受南北洋大臣和湖北巡抚的任命，至迟到1878年已挂起湖北煤铁总局“驻局督办”的衔头。但是湖北煤矿在他手中，自广济、兴国试办，又移到荆门，仍没有成功。1881年李鸿章决定放弃这个徒费官款的计划时，对盛曾严加责备：“克虏伯也德国大工业家页以茅屋三间，熔铁起家，非该道等所能学步。招商局以旧船四号，试办运漕，虽局面扩充，利权未能全收，亦非荆局所能比例，何其好大言也!”

但是盛宣怀毕竟有他的本领。他1879年一度署天津河间兵备道。次年李要办天津到上海的陆路电报线，虽然用的是淮军官款，但是实际筹划工作，落到盛手上。修建电报线的技术事务，实际上是交给丹麦大北公司包办，但是和有关各省地方官交涉，以及设立各地分局，招商承办收电费等事务，大多由盛承担。津沪电线在1881年12月竣工。盛在沪和郑观应、经元善等人筹议设立官督商办的电报局，招集商股，再陆续自民用电报费项下缴还津沪线已用的20万两官款，1882年初经元善认股1万两，郑观应9000两，盛宣怀也“挤于商办之俦”，用亲属的名号入股9万两之多。但是盛同时强调他的官权，他拟的电报局章程有“商受其利，官操其权”等语，经、郑等股东都不满意。

这一年，李鸿章要抵制洋商筹设自上海至华南各口的海底电线，希望华商能添招股份，修建苏、浙、闽、粤陆路电线。1883年初，电报局重新招股，改以银元为单位，先招24万元。经元善任上海分局总办，“一往无前，共入二百六十股”(2.6万元)。但是秋间金融危机来到，经存有许多股票，“各股大跌，银根大紧，不得不售，亏耗一万六七千元”。当时盛想把年初为奉天金州煤矿招的20万元移到电报局来。1884年春夏间，从上海到广州的电线完工，此时电报局全部股本已有56万元。总局虽移到上海来，盛无论政治上还是股本上都有了控制权，凭着李鸿章的指派，以“督办”的头衔管理局务，安排人事。1884年8月，经元善批评他“用人行政不推商董公议，而欲独自操权”，可见电报局里真正的商人已经失势。据汪熙的研究，盛在1884年招商局股票跌到每股20余两、电报局股票每股60元时，大量买进两局的股票。1883-1884年的经济危机对盛却是大好机会!

官督商办的督办形态，1885年8月后，在轮船招商局里完全呈现。李鸿章批准盛宣怀的条陈里有很明显的一句话：“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招商局仍是一个发股票集资的商业机构。据说盛曾用私填股票、压低票价等办法继续购股，终于占有局股中相当大的部分。但是这并不是他督办招商局的唯一凭借。他是奉“直督饬，厘定章程”来整顿局务的。章程第一条说：“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第二条说：“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但盛为督办后，是否真正察度商情，是否秉公，就很难说了。1885年以后几年，担任会办的有马建忠、谢家福、沈能虎等人。后来经元善曾转述谢家福的话，批评盛“借官以凌商，借商以蒙官”。章程第三条规定设“帮办董事”八人，其实在盛指挥下，业务上最得力的是向来驻局办事的唐德熙、严潆、陈猷三人。唐德熙原为招商局汉口买办。严潆(芝楣)本来是徐润手下得力的司事。陈猷(辉庭)英文很好，可能买办出身。盛的本领就是懂得怎样驾驭这些原在招商局任职，经验丰富又有能力的人。盛接办的头几年好像并没有依照新章程任命“帮办董事”。五六年后，唐、严、陈三人才提升为“总局商董”。他们当然也可以买一些本局股票，但股票和职位似无直接关系。1886年盛任烟台道台兼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但仍兼轮、电两局的督办。招商局的事务如修理栈房、添购岸旁起重机等用项，都要到烟台或天津向他请示，财务政策和重要人事更是取决于他。盛一方面担任东海关、津海关等要职，一方面控制轮、电两局，他的政治势力便和这些新式企业打成一片。又何况东海关、津海关都是肥缺，商人如唐廷枢、徐润等，怎样能做到像他那样“财势两足”呢？

招商局的内部管理在唐、徐时代本来就有弊端。唐、徐是买办出身；负责各口分局的商董，也多半是买办出身，由唐、徐招徕入股的。当时买办帮洋行经营揽载业务的取利办法，可能都移到招商局来。又因为运载漕粮是招商局的大宗生意，正如李鸿章1877年在一封信里说的：“漕务各员荐人，该局不敢坚拒，自有苦衷。”局内早就有人浮于事的现象，但是依现有资料看来，许多弊病到了盛宣怀时代，不但仍存在，而且加深。盛宣怀虽然宣称要除去唐、徐所用洋员的弊端，但是1892年处境很穷困的郑观应接受盛的延聘重入招商局时，总船主仍是从前的蔚霞，上海北栈码头仍由“洋总理”密尔登负责。盛任督办时代招商局的情形，下文还要讨论。依据笔者目前知道的事实，盛任督办之后，显然不再增招新股，尽管没有完全放弃与洋商航业竞争，但并不着重与洋商航业竞争。盛在政治上有势力，清政府托运的官物及免税等利便有更多保障，但招商局的轮船数目和航线却没有扩充。1892年和怡和、太古重订的“齐价合同”，招商局的分数已较1882-1883年所订合同减少。英商在华航业突飞猛进，招商局已瞠乎其后了。

盛接办招商局后，并无计划添招商股。1885年7月，盛接办招商局之前，曾在天津请李鸿章批准接受极苛刻的条件，向汇丰银行借款30万英镑(该年值121.7万两)，分十年依镑价变动还清。这也可以说是1883年金融危机的贻害。那一年11月底，招商局由唐茂枝代表唐廷枢、徐润向天祥、怡和两洋行共借743443两，以金利源码头、仓库作抵押，为期两年。这笔借款1885年秋天就要到期，而盛还要筹备一些招商局自旗昌收回船产后的“整顿”费用。但是盛当时为什么不设法招股以筹集资金，而向汇丰银行借债呢？周馥不是曾以数万元存在招商局吗？李鸿章的幕僚杨宗濂等不是对新式企业很有兴趣吗？据怡和洋行档案，1886年5月间，盛本人曾以20万两巨款存怡和洋行，只取6厘轻息!盛为招商局向汇丰银行举借这100多万两的债款，除以全部轮船、码头等局产作抵押外，还允“汇丰派一监理之洋人”，随时可查看局账，验看局产；招商局如不履行合同，船产可由汇丰或卖，或赁，或典。后来美国人马士在招商局两年，虽然是李鸿章把他自海关调来，襄助自旗昌收回局产事，并不是汇丰银行的正式代表，但自1886年春起，他仍“暂留局中”，协助有关本局洋员及有关外商事务。马士1887年8月离招商局时，曾向汇丰经理说：“如果我也马士页离局，使他也汇丰经理页失去直接磋商的保证，他就必须坚持这些也合同页条款的履行特别是委派一个代表银行的监督人。”虽然汇丰后来并未坚持如此，盛宣怀接受这样的借款条件，就已经丧权辱国了。

专就企业政策来说，盛和唐、徐在有些方面是迥然不同的。唐、徐一开始就尽量招集商股，并且不惜向钱庄和政府借款添购轮船、码头，与外商在华航业竞争。盛对扩充局务并无兴趣。1891年谢家福劝他请当时很潦倒的徐润再入局。徐和他“所论生意均合，惟每年须添新船，与杏翁也盛宣怀页意见稍左”，杏翁也就不请他再入局了。招商局于盛接办时有26艘轮船(22469净吨)。虽然1887年至1893年间换了4艘新船(其中最大的两艘各1385净吨)，但是到了1893年，一共还只有26艘船(23284净吨)。而这一年怡和在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轮船有22艘(23953净吨)，太古有29艘(34543净吨)。唐、徐时代招商局对外商在华航运业一度居于压倒的势力，现在反过来了。招商局于1890年起和怡和、太古续订关于长江、天津、宁波、福州等航线的“齐价合同”，虽然谈判时态度强硬，但是终因实力不如英国公司，招商局在长江、天津两主要航线所占的“分数”(即凭轮船吨位、驶行里数及时速等因素统算，三公司在三家总收入中，各占的比例)，都较原来数目减少。例如，1882年至1883年招商局和怡和、太古议定的齐价合同，规定上海、天津航线，每百次走船应占水脚，招商局44%(漕粮等官物在外)，太古28%，怡和28%。但是依照1892年再定的合同(郑观应曾参加谈判)，太古增加到32%，怡和增加到31%，招商局只剩下37%。招商局自己船只实力不够应付需要，谈判时只好让步了。

郑观应在1892年重入招商局时向盛提出的建议，除有关管理问题外(见下文)，最重要的是添置大型货船，因为“怡和、太古岁添新船，本局反不如昔，恐船少而老，不能与人争胜也”。唐、徐于70年代晚期即发展汕头至牛庄航线，并派船至新加坡等处，招揽华侨业务。盛却把这些航线都让给怡和、太古；招商局“往来牛庄、汕头、芜湖，广东之货船，尚欠极合式者”。盛不接受郑的建议，1893年以后的7年内，一艘船也未添置。增辟航路则除于广东肇庆、三水间、山东烟台、莱州间试行外，“船线无增而船舶则间有更调”。虽然招商局在盛督办下，由于有大量漕粮等官物可运，再加上在主要航线同洋商订立“齐价合同”，提高运费，每年水脚收入(包括漕粮等官物运费在内)还能够维持唐、徐时代已经达到的每年200万两左右的水平。1890年官款还清后，每年尚有盈余，但是每年所得利润，除付股息外，盛宣怀却用于连锁控制其他新兴企业，而不是大部用于进一步发展招商局的业务。如招商局在1890年以后就占有上海机器织布局全部资本的39.6%，为盛夺取控制权作准备。自1891年起，招商局直接向清廷纳款“报效”，又增加盛的政治资本。经元善后来批评盛“任官督尚忽于统筹全局之扩张，任商办犹未能一志专精乎事功”。就招商局来说，这是极恰当的评语。

80年代后期，新兴企业中最成功的是仍由唐廷枢主持的开平煤矿。开平于1883年仍继续出煤，股票市价在这一年年底金融风潮中竟回升到每股150两。1884年唐回任后，仍保持当初的商承形态。(当初李鸿章委任的官务总办黎兆棠于1879年离津，丁寿昌次年逝世。继任的会办是徐润和吴炽昌。吴也是广东商人，就是60年代要承办轮船的吴南皋，到开平后对唐帮助很大。)1885年，开平出煤18.7万吨，较前一年增加47.5%。这一年怡和想以巨额借款为饵，窥伺开平的矿权，为唐坚决拒绝。1887年李鸿章委伍廷芳为中国铁路公司总办，向怡和及德商华泰洋行借两笔短期贷款，共107.6万两。原来长仅23英里的唐胥铁路接修到大沽口，进一步扩拓开平煤矿的市场。1886年以后，天津就不复有洋煤进口，全国洋煤进口量也趋于减少。1888年开平产煤241136吨；全国洋煤进口26.8万吨，净进口仅124783吨，足见开平对挽回利权，开拓利源，都有功效。这一年开平添购机器，开挖林西煤矿。股本原有100万两，1889年添招50万两。据《北华捷报》，上海等埠很多华商购买开平新股。我们回想唐、徐1873-1883年间办理轮船招商局的成绩，不能不说在官督商办的商承形态下，工商业中商人资本不断再投资是可以办到的。不幸这时正是慈禧太后修建苑囿、重用醇亲王奕縎的时代。1889年开平奉命为北洋海军运煤到旅顺、威海卫等地，海军衙门曾拨款30万两给开平矿务局购订轮船4艘。1890年唐廷枢生病，两年后逝世。李鸿章在慈禧压力之下，只好接受她的亲信、曾任奕縎随员的张翼为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到局后不再招股，并把吴炽昌调到广州开平分局。不久他自己挂起“督办”的头衔，也就大量购买开平股票。此时开平产煤继续增加，应有优厚盈余。但是1898-1899年，张翼经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作介，却向一个英国掮客组织的公司借款140万两，又向德华洋行借款45万两，皆以开平局产作抵押。这些借款说是用于建筑秦皇岛港口，以便运煤，但却伏下了1900年开平矿权终于被张翼出卖的远因。

结语——一些问题的提出

邵循正先生于1963-1964年发表三篇关于新式企业的论文，近年收入邵先生的《历史论文集》再度出版。他引用经元善的话说：1883-1884年间有些企业条件不足而大量招股，“鱼目混珠，是闭塞中国商务孔窍实种毒于此”。邵先生说：“经元善并没有道破洋务运动破产的根本原因，但是他所指出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失去80年代的重要时机，则是极值得注意的事实。”这一点目前论中国近代史的人多半忽略，似乎有再提出来讨论的必要。

依据本文提供的材料，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之所以失去“八十年代的重要时机”，和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关系极大。如果没有这一年的经济恐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会不会发展得比较快呢？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如果没有在那一年遭到资产损失，会不会保持他们在轮船招商局的地位，继续和外商航运业积极竞争？郑观应会不会用已经改造的机器，很快地把上海机器织布局办得很成功？盛宣怀会不会取得招商局的督办地位，使官督商办制度从“商承”转变为“督办”形态？这些问题都很有趣，可惜只是假想的问题，研究历史的人是无法回答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特别严重是几种历史情势会合的结果；官督商办的转型也是几种历史情势会合的结果。这些情势为国内外政治形势、经济环境以及当时法律、文化秩序所促成，分析起来，相当复杂。清政府(尤其是李鸿章)如果能继续大力护持招商局，新兴企业的突破、自立，并非不可能。只是80年代中期的各种情势不允许有这种突破而已。

上文论述的具体事实，近年史家大体上都已注意到。本文的讨论不过是依照较为呆板的史学方法，依年月次序编排分析，强调官督商办前后两期形态的转变。这里说的前后两期当然有相同之处。1882年电报局添招商股，至少上海分局还有可能属于商承形态时，郑观应曾说：“中国尚无商律，亦无宪法。专制之下，各股东无如之何。……盖官督商办之局，不占公家便宜，只求其保护，尚为地方官勒索，若太占便宜，更为公家他日借口。李傅相不能永在北洋，又不能保后任如李傅相，能识大体，借此兴商。”1892年招商局改组7年之后，郑观应再度入局，向盛宣怀坦率进言：“盖商律凡公司欲营业必须开股东会，从多数取决，方可施行。若大权操自直督，毋庸商诸股东，日后直督换人，所委总办假公济私者，流弊不堪设想。”我们比较这两段话，可以知道官督商办的两种形态都有长期法律保障的问题，但是这两种形态在业务政策上的表现却大为不同。

本文分析招商局初期的商承形态。在此形态下，商人资本曾经发挥积极作用。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自己投资的数目相当大。1882年招商局招足股本200万两是当时的一件大事。更可贵的是，唐、徐一开始便极力主张添置船只、增辟航线，与外商航运业竞争。1882年唐、徐向股东报告说：“惟想洋行轮船既多，尚在陆续添置。本局虽经去、今两年陆续添造七船，亦无非以补通商各口之不足。现在各口生意既立，亟应开拓外洋。”这种雄心何等可贵!

但可惜的是，唐、徐毕竟是当时上海经济环境下产生的商人，不免受商人投机习惯的影响。他们在1874-1876年股本尚不充足的情况下，购造新船8艘，放低水脚，以便与外商竞争，所靠的最初是钱庄贷款，后来1876年李鸿章为帮助该局与外商轮船竞争，特为之筹借官款50万两，“该局气力为之一纾”。1877年购买旗昌轮船使招商局取得对外竞争压倒的局面，主要也是靠沈葆桢、李鸿章支持的官方借款。徐润、郑观应等人虽然投身于新式企业，但是他们个人的营业，有其投机的方面。这就很难保证他们能够长久在官督商办的范围内毫无风险地积累资本。如果唐、徐和郑观应等人个人营业继续成功，1883年以后官款陆续拨还，股本大增，“商承”制度不是没有希望维持下去的。但是到了1883年年底，因为有金融危机，不但徐润个人破产，招商局也欠钱庄巨款。招商局第一次外债(自天祥、怡和借的80余万两)，毕竟是在唐、徐任内借的。

盛宣怀主持时期“督办”形态下的招商局，弊病更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盛是靠政治力量来维持他对招商局的控制。汪熙先生论官督商办的一般性质，曾说：“‘官督爷到哪里，‘势爷即随之而来；‘势爷之所及；‘财爷也随之而来。这不正是官僚资本的特点吗？”盛宣怀从旧式官僚转为洋务官僚，对西方企业的一些形式，如股份公司、董事会，以及财务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如公积金、折旧费的提留等，也有一点认识。但是他主要是依靠官场势力来维持自己在招商局等洋务企业的地位。股份不过是他垄断企业及聚集个人财富的工具而已。自1885年起盛的财与势不断增长。但轮、电两局是否真正扩充，是否能继长不息，这在商人视为命脉，在他则似乎是次要的事。1885年盛宣怀接受极苛刻的条件，为招商局向汇丰银行借120余万两外债，可是不到一年，即1886年5月，他将其私人款项20万两存于怡和洋行，仅取年息6厘。在他看来，洋行比中国的企业、钱庄，显然可靠得多。1887年他为电报局向一家德国公司借巨款250万两。电报扩设各省，主要赖李鸿章与各省大吏洽商，奏准办理。盛有他的贡献，但他最用心经营的是海关道要缺和他个人的资产。新兴企业虽然他抓得很紧，但是每一个企业的成长与内部管理问题在他看来是次要的。这就难怪经元善说他“任官督尚忽于统筹全局之扩张，任商办犹未能一志专精乎事功”了。1892年郑观应重入招商局后曾劝盛宣怀添置新船与怡和、太古竞争，盛却对郑说：“本局宗旨应用敛字诀。”他对新式企业的兴趣似乎只限于现成的机会，并不想求每一个企业的健全发展。

汪熙先生注重轮船招商局在制度上受唐、徐等买办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关于唐、徐时代招商局内部管理情形，除马相伯一篇残缺的报告和马建忠给盛宣怀的信札之外，目前已出版的可靠资料不多，而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编》里的文件，却可看出招商局在盛宣怀督办之下的种种弊端，似乎较1885年前尤牢固。例如：招商局货栈的司事常常运私货，“通同舞弊，无异监守自盗”。又如，各栈栈租“不入账者颇多”。盛宣怀依郑的建议规定在杨家渡、浦东两栈，“所出栈单，所收栈租，均须也洋总理页密尔登签名”，更严重的问题是，下__________层作弊，上层的会办竟加袒护。郑观应主张改革码头装货“浮开吨数”，每船每次装货可省数千元开销，却受沈能虎反对。而这位沈会办，官职比郑观应高，他主张把招商局在上海的一部分码头、栈房租给一家洋行，“十年至二十年之久”。郑观应知道上海好码头最难得，租给洋行，让洋人与本国争利，“宁非失策之甚乎”？沈能虎是盛宣怀重用的官僚，凭这位会办的作风和表现，招商局与外商竞争会占优势吗？

以上是就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后果，讨论官督商办的转型对中国新式工商业的影响。但是这里还牵涉一个较高层次的问题，就是当时清政府和李鸿章在上述演变中的作用。李鸿章在自强运动居于首脑地位，他为中国图富强的政策，近年学者已有论说。专就与民用有关的企业而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自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李鸿章提倡轮船航运、矿务、织布、电报，确具热衷。他有在经济方面与洋人竞争的意愿，要“挽回利权”，同时“开创利源”。1884年前的轮船招商局和1892年前的开平矿务局曾发挥推进企业成长的作用，这虽然是唐廷枢、徐润等努力的结果，但是与李鸿章的保护和维持也是分不开的，李鸿章虽然尽量培植唐、徐等商人，但他知道新式企业不能全靠商人资本。到了1883年10月上旬上海股票跌价，钱庄动，徐润到天津乞救时，李更确知依靠民间私人资本实行商承制度的困难。10月12日他给山西巡抚张之洞的信里说：“沪、粤市面大坏，殷商歇业，集股无资。”张之洞想在山西办矿，要等1000万两巨资，李告诉他：“华商断无此财。”但是后来1888年初，李奏陈黑龙江漠河金矿章程，又说：“南中近年市面萧条，其殷实之家固尚不少，或因他处之矿得手无多，不免裹足。”这些话表示他知道商人的困难，但对由商承办新式企业的制度，则似未绝望。

盛宣怀1881-1883年办电报局相当成功，可能使李鸿章对他的印象改善。1883年末，招商局债务纷繁，李鸿章先后派马建忠、盛宣怀到上海料理。李仍委郑观应“会同唐、徐二道总办局务……其提纲挈领，调度银钱大事，暂令盛道宣怀会同郑、徐二道认真秉公商办，俟唐道回沪后，随时察酌饬遵”。郑未能接受总办之职，已见前述。唐回沪后，盛因中法战争期间北方需要，调回天津，暂署天津海关道。这时李还是希望盛少做官，多办洋务企业，1885年2月曾写信告诫他：“做官不如做事，好官时至自为之。”但是夏间招商局要收回旗昌轮产时，除予盛以权，让他收拾残局之外，李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关于李鸿章的爱国动机，在这一年以前最清楚地证明就是他不借洋债，不予洋顾问以实权。1880年他在一篇论铁路的奏折里曾说，即使借洋债造铁路，也不能让洋人“干预吾事，一切要由我自主，……不如是则勿借也”。但是1885年7月他竟准盛的建议，为招商局向汇丰银行借款，接受了上文所述的苛刻条件。邵循正先生认为这一次借款更足证明“北洋系洋务派”或“李、盛集团”之视新式企业为私产。“商股不再招募，官帑停止借拨，而大笔洋债侵入，于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色彩十分明显了。”邵先生的论点是极重要的。但是李、盛两人之间的不同，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分析？80年代是对李鸿章自强事业最大的考验。他看准了日本和俄国都蓄意侵略朝鲜，而朝鲜和中国“唇齿相依”，中国有援助的必要。自80年代初他就积极筹建北洋海军及附属的水师学堂和军港。到了80年代末，他发现日本新购的战舰比中国好，北洋舰队只够“聊壮声威”，作为外交上的凭借。但是至少就80年代中叶而言，他似乎还没有放弃和日本争胜的希望。

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定论。但是80年代中叶一个主要的事实是，1884年恭亲王奕免职、军机处改组后，李鸿章要建设海军，便不能不同慈禧宠信的醇亲王奕縎和孙毓汶等腐败官僚合作。李能够支配的经费远不及他的需要。80年代中叶淮军经费已自70年代中叶的每年300万两左右减到250万两左右，且常不及此数。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慈禧和奕縎借此迫各省多交“海防经费”，用来修建北京苑囿。李作为海军衙门的“会同办理大臣”，分到的海防经费每年150万两左右，主要供海军的需要。他急于要建造铁路，只好向洋商银行借款，用东海关、津海关等将来的税入作担保。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借外债的第一笔是奕縎于1886年底要李鸿章在天津筹借，以供整修北京三海之用。接着慈禧修建颐和园，下旨停止添购一切船械，海军衙门分给李的海军经费减到每年130万两。李于1890年造好旅顺军港后，也只能就已有的舰队训练海军人员。

在这种政治环境之内，盛宣怀靠他的官场本领和理财能力，1884年署任天津海关道，1886年任东海关道，后来又调任津海关道，对于保证李鸿章得到海军衙门分给他的款项(一大部分来自海关)是有帮助的。但是盛也和奕縎直接交往。据怡和洋行驻天津代表的消息，1886年7月奕縎到天津巡视，盛就派一个亲戚谒见，这可能和他任海关道升迁之事有关。这些事实虽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我们可否说李鸿章虽然和慈禧、奕縎同流合污，但他至少还想在洋务事业方面努力，而盛宣怀一心做官，同时则凭借官的地位，在新式企业内取得地盘？李鸿章和盛宣怀两人虽然关系密切，毕竟有所不同，似需要分别看待，具体研究。

本文因为要探讨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对于洋务企业的影响，不能不说到80年代中期的政治趋势与海防需要对于官督商办制度的关系。笔者相信从专题研究出发，根据史料分析研究，有许多历史上的问题，可能会有符合事实的新解释。目前有许多正在整理出版中的史料，本文尚未用到，仅就已出版或已看到的材料，略作分析，请学者专家指教。

本文初稿乃作者于1982年承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来华期间所撰写。兹谨向中美有关机关道谢。文中所引盛档抄件乃自曾读到盛宣怀档案轮船招商局部分的上海学者传抄，尤其要向他们道谢。笔者早岁肄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深受邵循正先生启迪；日后继续攻读中国近代史，实受心恒师的影响。60年代心恒师发表有关洋务运动论文，本文之作亦受其启发。谨以此文献给心恒师，略表怀念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