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

陈  绛

20 世纪70 年代末， 中美建交后不久，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国发现历史》作者科恩(Paul Cohen) 教授来华访问，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座谈时，我托他返美时向素未联系的广京教授， 代致候意。科恩教授慨然允诺， 并且告诉我， 他在耶鲁读研究生时， 中文便是广京教授一字一句教他的。——广京教授与我是姑表， 年长我十岁， 他的母亲是我的姑母， 清逊溥仪帝师、先伯祖陈宝琛公的三女；他的祖母是先祖宝瑄公的胞姐， 她们两人由姑侄而成婆媳， 陈刘两家由是结为两代姻亲。抗战中广京教授在内地西南联大求学，不久赴美， 我在东南海陬一个小县读中学， 当然无从谋面。科恩教授不负所托， 我很快便接到广京教授的来信， 从此开始了我们三十多年的来往交谊。

我将当时刚在《学术月刊》(1979 年第4 期) 发表的拙文《十九世纪中叶向西方学习思想》寄去求教， 文章立论颇受50 年代出版的费正清、邓嗣禹《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一书关于“冲突—反应”模式的影响， 强调西方的侵略。广京教授回信中委婉地告诉我， 近年美国史学界的研究动向， 正转向探讨存在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因素， 这也正是科恩教授后来写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中国中心观”的主旨所在。80年代初他应邀到北京讲学， 来信说希望能到上海， 我向复旦外事处汇报后，发函邀请他来复旦讲学。他在上海历史学会作了“美国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报告， 在复旦历史系作了“1867 年京师同文馆的争议”“从轮船招商局早期历史看官督商办的两种形态”两次学术报告， 并由当时系主任谭其骧教授设宴款待。这两篇讲稿后来先后在《复旦学报》发表。我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一文， 提出1883-1884 年上海金融风潮后招商局改组是官督商办由“商承”到“官督”形态转捩点的论点， 便是受到他后一篇论文的启发。他这一次到上海， 很想阅读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关轮船招商局的资料， 可是当时盛档整理尚未完竣， 碍于规定， 未能如愿。他意绪怏怏， 我也深引为憾。1983 年， 我得到美国富布莱特奖金(Fulbright scholarship) 将赴美国， 广京教授获悉后很高兴地回信， 热情而且详细地告诉我来美注意事项——这些今天已成为常识， 但在当时闭关多年，国门初启， 无疑却十分需要。他在信中还附来好几份没有具体上款的介绍信(只写To whom it may concern)， 便于我向有关大学联系。我结束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访问后， 从东海岸飞往西海岸， 横跨美国， 到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继续访问， 广京教授为我安排一次学术报告， 并宴请当地同行历史学家与我相识。也正是在这一次宴席上， 我非常欣喜地邂逅在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工作的五十年前小学同学张伯渊。接着广京教授带我游览伯克利加州大学校区， 又亲自驾车邀我到Davis 他家中小住三天， 受到他的夫人Edith 的热情款待。临别时Edith 特地到商店选购一册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画册和一套镶有加州花卉标本的茶杯垫相赠留念。记得有一年Edith 在圣诞贺卡上署她的中文名字“怡安”， 广京母亲收到后， 很高兴对人说： “我的洋媳妇会写中国字了。”我们谈起十年浩劫中他的母亲住在北京， 被红卫兵强迫遣返福州， 受尽当地造反派凌辱殴打， 含冤去世， 谈竟相对默然， 广京教授一定把巨大的悲痛深埋在心中。我离美前夕， 广京教授以当时出版不久的、他和费正清合编的《剑桥中国史》第十卷原版(即中译本《剑桥晚清史》上册) 相赠。

回国之后， 与广京教授来往中可记述者约有几件小事： 我翻译出版了他和朱昌崚教授合编的《李鸿章与中国早期现代化》(Li Hung-chang and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中译本由编者改名为《李鸿章评传——中国现代化的起始》， 1995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广京教授为中译本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他引严复挽李鸿章联： “使平生尽用其谋， 知成功或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 则士论又当何如？”表达了他对这位生前毁誉参半、身后盖棺未能论定的复杂历史人物的深切理解。另一件事便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为庆祝他七十五岁寿辰， 征文出版专集， 我应邀写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难题》， 收入祝寿论文集， 论文集由美国田纳西大学历史系郝延平和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魏秀梅编， 取名《近代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 论文作者多是广京教授知交友好和门人学生， 来自世界各地， 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 “本书颇具国际性”。其后我翻译出版了《赫徳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 寄给他请教， 他当时正在夏威夷度假， 回信说： “全书虽长， 而一二星期一气看完， 为平生阅读经验之快事(该书英文本前哈佛初出时已买到， 但当时竟看不下去， 而此次读译本反而兴趣盎然)。”信中对译文赞誉有加， 颇多溢美之词， 令我惭恧。此后他每有新著， 常常赐赠， 包括他的论文集《经世思想与新型企业》(台北联经， 1990) 和他与石汉椿(Richard Shek) 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异端》(Heterodoxy in LateImperial China) 论文集(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2004 )。广京教授生前计划与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张玉法、陈永发两先生合撰一部中国近代史， 他分担晚清部分， 张负责民国时期， 陈写中共党史， 皆各该分担领域的名家， 我们正拭目以待佳构问世， 他的生前友好门人也正在为他九十岁诞辰筹备祝寿论文集时， 不意海外忽传噩耗， 天不假年， 他竟赍志以殁， 思之泫然。

广京教授道德文章在海内外史学界相知者中， 有口皆碑， 他的学术贡献， 包括对中国近代史和轮船招商局史研究， 他的门人黎志刚教授序文中已有详尽精辟的论述。志刚教授好学敏思， 立雪程门， 受教著名经济史学家全汉昇教授， 获得硕士学位后， 复在广京教授指导下完成有关招商局历史的博士论文， 此后数年遍访世界各地大学及图书馆， 尤其多次在上海图书馆认真阅读馆藏浩如烟海的盛宣怀档案中有关招商局全部资料， 实现了其先师的遗愿。我尝谓志刚掌握招商局史料之夥， 海内外史学界谅无其右者。今志刚搜集广京教授有关招商局历史遗文， 都为一册， 复承招商局史研究会将其列入《招商局文库》。书成， 前来索序。我因年初贱体发现癌变， 住院切除， 病后衰惫， 无以报命， 谨书与广京教授相知相交二三小事以应。回首前尘， 惘然于怀， 不能自已；斯人已渺， 遗篇犹存， 曷胜人琴之痛。

陈  绛